韩非入秦以后，基于以往自商鞅以来的关东人才与秦王交流的先例，以及秦王政对于韩非文笔的欣赏，常常召来韩非在“御前”讨论国是是自然而然的。然而以《五蠹》《八奸》作为《韩非子》核心的韩非，在与秦王讨论时，难免不会像商鞅非议权贵那样，去非议李斯（权贵宠臣）、姚贾（纵横游士）等“五蠹八奸”。这样虽然是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却触及了辅政当权者的利益，秦王政固然喜爱韩非的抽象理论，但一旦谈话中涉及五蠹八奸的具体化，难免对号入座。秦王政听了，难免也会考量一下，去除韩非所谓五蠹八奸的政治现实性。
《战国策》记载了韩非与姚贾的冲突，并暗指姚贾是谋害韩非的罪魁；《史记》的记载倾向于把韩非之死“定罪”到李斯头上，私以为这两处记载，从侧面反映了韩非与纵横游士及秦廷权要的冲突。
韩非之学说，大抵是为君主一人所设计的以“赏与罚”为手段的法、术、势理论体系，这已经不仅仅是当年商鞅等人的治民之术与范睢的治权贵之术了，而是全面统御君主以外的所有臣民的理论武器了。这就难免触及以姚李二人为代表的秦廷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位。
回头看看商鞅之死，便不难理解韩非之死。商韩二人各为秦国的两次大蜕变提供了实践或理论支持，却都因过于跟随时代的步伐而身死秦地。争议韩非之死，仅仅聚焦于姚李二人谁为罪魁，不免失焦。对于韩非之死，真正的焦点，应当是韩非学说本身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
秦王政作为千古难有的君主，深谙统御之术，自身意志又异常坚决刚愎，面对（自身所仰仗的）智囊利益集团与韩非（站在时代前沿的理论家）之间的冲突而做出下狱的决定，绝非李斯或姚贾进一下谗言便能促成的。可以说，没有秦王政自身意志的主动决定，他是不可能直接囚禁了自己曾经的偶像的。
再加上前文所分析的，秦王政与韩非是有深谈的，在这一过程中，秦王政对于韩非的认识，是会逐渐深入并最终消退掉原先只读到书之后的崇拜的，因为秦王毕竟是有实务经验的君王，韩非理论中的过于理想化、超时代的部分，以秦王的政治嗅觉是不会没有察觉的。所以，当韩非的理论得罪了满朝游士与权贵，秦王之于韩非的死，至少是默许的。
韩非之死这一政治谋杀案件，并无罪魁祸首，私以为是秦王、权贵、游士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政治利益博弈的结果，并非某某人阴谋诡计得逞所能达致。
韩非的一生可谓成于思辨、死于思辨，却又千古留名于思辨。
作为一个出身弱国王室且有口吃缺陷的人，于国于身，韩非都不得不为了自身发展（战国低等贵族）而强化思辨之能力。得以师从荀卿，与李斯一同求学，对于其思辨能力的磨砺，自是一大促进，这一阶段的成长着实奠定了韩非身前生后名的基础。而后几年的不受用于韩王，更是催化了韩非思想的系统化，并使得韩非得以成一家之言且列身诸子。其生前能得荀卿赏识、李斯交游、秦王欣赏，生后能为两千年帝室所效法，自是其人得成于思辨之处。
然则，韩非缺乏政治实务操作之经验，其学说形成自韩国政局之孤愤、荀卿学术之教染以及著书立说之条理，全无参与实务之机遇。即便把准了时代的脉搏，却难免玄离于实际权谋，再加上其不善言辞之缺陷，身危而无以自辩，徒思而无以有援。卓尔不群，思而无朋，史公评其“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可谓切中要害。
私以为，韩非之死，在政治利益的斗争之外，还有上述韩非自身的先天不足，这是一大被动因素，导致韩非无法在成长中获得言语沟通能力，无法借助言语沟通提升人际情商，无法发挥人际情商取得权斗统战，无法达成权斗中的统战，使得韩非连以往改革派掌握政权的机会都没有（秦王政大可仿效历任秦王提拔游士，然而秦王并没有），无法掌权，就使得韩非连像商鞅那样亲手实现自己主张的改革而后死都不可能。私以为，口吃与徒思才是韩非之死最为宿命的原因吧
韩非向答案联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