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阿瑟·刘易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其开创性的“二元经济”模型闻名于世。该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即劳动力过剩的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并存状态。刘易斯提出，经济发展会经历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著名的“刘易斯拐点”，这是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时刻。刘易斯模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劳动力过剩，工资受生活费用决定；第二阶段，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劳动力短缺，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不仅解释了贫困的根源，还为理解第三世界国家历史和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路径，尽管理论存在争议，但其对劳动市场结构的划分仍有现实意义。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刘易斯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和工资的决定机制。“刘易斯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的不同在于前者标志着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后者则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成为主导，经济结构发生根本转变。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中，面临“初级劳动力”逐渐减少，“中级劳动力”不足的挑战，成为应对经济转型的紧迫课题。面对“刘易斯拐点”，政策主张包括：避免过早资本深化，通过创新劳动力使用来最大化非技术劳动力潜力；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质量；引导劳资关系的调整，善待劳动者；并确保城市化进程中所有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公共服务。这些措施对于我国应对即将到来的“拐点”至关重要。刘易斯模型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在分析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以及如何适应和引导这一变化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理解并适应“刘易斯拐点”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