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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23年前的1994年12月8日，是中国西部戈壁城市克拉玛依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日子。那一天，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的大火吞噬了320多个生命，其中有288个是中小学生，剩下的就是他们的老师。大火还留下了130多个重残者和300多个破碎的家庭。还有这场悲剧的代名词——“让领导先走”！
1994年12月8日，为欢迎上级派来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由于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住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由于官员们坐在最前排，而唯一开放能逃生的安全门却在剧院后部，所以学生们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官员都从最前排撤退到最后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才由教师开始组织撤离，但此时电灯已经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出口已被火焰堵住。
为了“让领导先走”！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被错过了。 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325人死亡，136人烧伤致残（注：另一说，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其中288人是天真可爱的孩子，余者皆为老师，他们绝大部份是为掩护学生而殉职，无一名本地官员伤亡。
究竟是谁在大火之前宣布：“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17年了，这还是个谜，他只是“市教委的—个领导”，哪个领导，不知道。 克拉玛依市当时在全国媒体上声称，将在火灾现场友谊馆建立火灾纪念馆，以纪念那些死去的孩子，并警示后人，可至今也没有纪念馆的影子。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2005年6月10日，一场无情的洪水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了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117条生命，沙兰镇中心小学百余条如花的生命凋零，整个沙兰陷入了无边的悲痛，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动容。来自上游至少3个人拨打了报警电话，但第二天是端午节，镇政府的干部们提前放假了，没人接。
三年二班老师李荣让学生们垒起桌椅，上窗台，砸碎玻璃，坐到最高的窗框上。“别哭，别吵吵，水一会儿就下去了。” 他保住20个孩子，5年2班死了1个孩子。王占宏老师和两位家长打碎玻璃，把孩子一个一个递到房顶。女孩曾琳琳和她的一个女同学告诉记者：“我们都是男生给拉上去的。”
年龄最小的一年级，孩子们死在了教室里，他们的老师坐在走廊的窗框上。另一位班主任在校外的一处民房的屋顶被家长们发现，当时抱着一件衣服。
镇干部王庆涛接听了王家村书记郑灿会的报警电话，然后表示镇政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不开，随后挂掉了电话。郑灿会再打电话时已无人接听，其后郑灿会又多次致电镇政府，一直无人接听。
“派出所正在查无证摩托，因此未能及时前往事发地。”就在6月10日当天，几个孩子的家长骑摩托车去学校接孩子，被派出所的人截下了，不接受罚款不让通行。
“二叔你扒拉啥呢，我在这儿呢。”在四处漂浮着的小孩尸体中间，在这个大团圆结局中，小女孩镇定自若，二叔却大声地哭起来……
黑龙江省和中央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均未提到这一地区将有暴雨。事后，中央气象台的天气记录统计该地区的降水量仅为1毫米。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2003年6月21日，成都青白江警方在辖区九千小区一住宅内发现一死亡多日的幼女，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随后的调查结果令人意想不到——孩子的母亲、有多年吸毒史的李桂芳早在6月4日就因偷窃被金堂警方抓获并被送去强制戒毒，其间李桂芳曾告诉办案民警黄小兵、王新等人家中还留有幼女。然而涉案民警只是通过电话与李家亲属进行联系，在电话无人接听后虽向青白江团结村派出所转告了此事，但却未按法律规定给李桂芳的家属、所在单位和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而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的二姐家不过100米，却没人上门通知此事，结果造成小女孩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事后的法医鉴定表明，幼女之死排除了暴力和中毒因素，是饥渴交加而死。
整整17天，这个世界平常地运转着，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挣扎的三岁的小女孩。到6月21日人们发现她时，小思怡倒在门后的地上，幼小的身子早已腐烂。当地媒体报道说：经过法医检查，她的小脚已经踢肿了，门后有一块脱落的漆，右手指甲不同程度损伤。喉咙红肿。衣柜被翻，像是找吃的东西，卧室窗户前放有一个小凳子，不过窗户没有开开，案发后，成年人开这个窗户也是很费力。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小心的放在卫生纸里面）的状态，专家认为小女孩生前一直在求生，并慢慢的死去，这种绝望的死比世上任何酷刑都要残忍，并可能晚上受到惊吓，因为根据痕迹，小女孩晚上似乎曾躲在衣柜……”
三岁的李思怡从未照过相，邻居说：小思怡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这些天成都的天气非常热，她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有记者记述说：“她一定一次次踮起脚尖打开了暗锁，她一定一次次扑打着房门喊着妈妈，她一定大声哭喊，直到喊不出声音——她倒在门后的地上，慢慢地死去。而目睹这一切的，只有墙角那只，不知道被小思怡抱过多久的，那只脏得看不清颜色的毛绒熊。毛绒熊是这个房间里小思怡惟一的伙伴。毛绒熊不会流泪。”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由于地方政府荒谬的傲慢，拒绝了中央政府和保护少年儿童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基金，导致中国大陆河南省数以千计的艾滋孤儿，正处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下。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场以“血祸”命名的艾滋病感染潮中，孙明、陈晓、何新都是受害者，他们曾有着一个一致的名字—艾滋病感染儿童。在河南上蔡县，他们的家乡，10年前的大普查后，据智行基金会统计，像他们一样的“艾滋儿童”有近500人，超过全国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当年医生说，这些孩子大多难以活过10岁。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的生命一度摇摇欲坠。10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幸存者们却长大了。十余年前，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躺在床上，衰朽和死亡像烟尘一样弥漫，大人脚边，那些同样感染了的婴儿、幼童，他们消瘦、阴郁，身上起着脓疮，也到了发病的边缘。
孙明的记忆里有一张病床。
那是村里的卫生室。里面躺满了输液的艾滋病人。他和母亲各占一张床。在那个以卖血致富的年代，他的母亲毫无意外成为其中的一员，重复使用的针头、消毒不彻底的采血，让她毫无意外地成了感染者。通过母婴传播，孙明也感染了病毒。
何新也是这样，父母早年的卖血经历，让他们一家五口，在一夜间被“一网打尽”。
陈晓可能更倒霉些，他的父母都是健康人，小时候生了病，去乡里的卫生院打针。因为卖血热，当时正是血多得用不完的时候，医生说输点血可以增强免疫力。陈晓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五十多岁，老年得子的欣喜让他加倍宠爱自己的孩子，陈晓就这样感染了病毒。
这是一段差点摧毁村庄的历史。河南全省，38个有艾滋病人100人以上的村子，上蔡占了22个，这里同样是河南最落后的地区。
8岁的孙明躺在医务室，没几天，就有一个人被抬出去，拱起村后荒地上的“金字塔”。然后是他的妈妈，他说母亲死的那年，村里面一共埋掉了32个艾滋病人。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加急求救信直寄总理温家宝，上面是一位46岁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在这位母亲身后，是近千个丢失爱子的河南家长。
2007年6月11日，母亲羊爱枝发出了这封信。最近两个月来，关于山西众多黑砖窑扣留了大量未成年人充当苦力的消息，在河南省上千个失子家庭中飞快地流传。包括羊爱枝在内的数百位父母自发组队，遍访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的数百家窑厂，一条血泪铺就的“黑工之路”被逐渐揭开。
在最初发起的6位家长中，已有两人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竟是被担架抬出来的——这个17岁的少年当时大面积重度烧伤，双脚已变形。39岁的电视台记者付振中尽管再三克制，仍在报道中使用了“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标题。“不去现场，你永远无法想象那样的触目惊心。”他说。
“我们是那些不幸被骗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的孩子们的父亲，我们的孩子因为年龄小、涉世未深，只身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的价格被卖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自孩子失踪以来，我们放弃了一切，背井离乡，走遍大江南北寻找孩子的下落。在历经艰难的寻找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孩子是被人贩子卖到山西黑窑场做包身工了。
我们不顾自身的安危，多次潜入当地，甚至扮成打工者进行卧底，终于了解到山西省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尽管无数次设想过孩子所处环境的险恶，但真正的走进大山深处，穿过重重围墙，看到那些不幸的孩子时，我们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的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这还不算，有的孩子还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救了数月也未痊愈）。
他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的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快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侍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让在窑场自行治愈，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
距离周云蓬这张专辑发行十年后的今天，再次谈及“中国孩子”的话题，儿童的身心发展依旧是整个社会关注的敏感话题之一。
不要做杨永信的孩子，老虎凳冒电花刺啦啦地叫；不要做网瘾学校的孩子，龙鞭打在骨头上鼻青脸肿呼吸不了；不要做东莞保姆的孩子，纵火烧死你全家亲娘救不了；不要做携程托儿所的孩子，老师喂芥末还把你踹倒；不要做红黄蓝的孩子，学校里的身体检查让你永远想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