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主要基于考古证据、技术体系形成及文明影响三方面的核心依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和水稻的地区之一，为农耕文化起源提供了直接物质证据。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了炭化粟粒，表明当时已形成稳定的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则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证明水稻种植在此区域独立起源并持续发展。这些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中国南北两大流域已分别形成粟作与稻作两大农业系统，且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此外，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石制、骨制农具及炭化粟、黍遗存，进一步印证了华北地区早期农耕的广泛存在。
中国先民在新石器时代便发展出系统化的农耕技术，为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耒耜等原始农具的发明显著提高了土地翻耕效率，推动从采集经济向种植经济的转型；水利设施的初步发展，如河姆渡遗址中的水井和半坡遗址的灌溉沟渠，体现了对水资源的管理能力；作物轮作与土壤改良实践，如山东地区粟、黍轮作模式，有效维持了地力。这些技术积累使中国农耕文明突破了单纯依赖自然条件的局限，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农耕经济的稳定性促使中国早期社会向定居化、组织化方向发展。定居生活的普及催生了村落聚落的形成，如半坡遗址的环形壕沟与公共墓地，反映出血缘与地缘结合的社会组织；社会分工的细化推动了手工业（陶器制作、纺织）与农业的分离，形成专业化的生产体系；以农为本的观念逐渐上升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鲁国等诸侯国推行重农政策，《野老》等农学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农耕知识体系化的完成。这种文明模式不仅奠定了中国数千年“重农抑商”的经济基础，更通过宗法制度、礼乐文化等载体，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