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乔传》中的秀丽军确实表现出缺乏坚定信仰和忠诚的特质，其行为更多受生存本能驱动，而非对燕北、燕洵或任何理念的忠诚。具体分析如下：
投降行为与责任推卸三年前红川、北朔二城沦陷的直接原因是秀丽军投降魏军。尽管他们声称“被骗”，但作为守城军队，面对五万魏军时未保持警惕，甚至协助魏军攻占北朔城，暴露了其战略判断力和忠诚度的严重缺失。投降后，他们未反思自身责任，反而以“被骗”为由推卸过错，这种态度进一步削弱了其道德立场。
苟且偷生与反抗意识缺失投降魏军后，秀丽军在大魏长安生活三年，未尝试反抗或返回燕北，即便知晓燕北反抗势力已成燎原之势。这种被动接受命运的态度，与其说是“冤枉”，不如说是对生存的妥协。他们缺乏为信仰或家乡牺牲的勇气，更未意识到投降行为对燕北军民的深远伤害。
楚乔介入后的矛盾性楚乔的出现为秀丽军提供了洗刷屈辱的机会，他们协助燕洵逃出长安并参与红川城保卫战，取得一定战绩。然而，这种转变更多依赖外部力量（楚乔）的推动，而非内在信仰的觉醒。当楚乔暂时离开时，部分将士因误以为她“逃跑”而立即要求投降，暴露了其行动仍以个人安危为核心，而非为保护燕北或父老乡亲。
对“叛徒”标签的认知偏差秀丽军将领贺萧曾质问：“就连大魏的降兵都有立足之地，为何偏要和我们过不去？”此言论反映其将自身定位为“降兵”而非“叛徒”，试图通过比较其他势力的降兵来合理化自身行为。然而，燕北与大魏的矛盾是领土与独立之争，秀丽军的投降直接导致燕北沦陷和几十万军民被屠杀，其行为的严重性远超一般降兵，因此难以被燕北民众接受。
关键战役中的信任危机红川城保卫战中，秀丽军因守将程鸢的排斥而驻守城外，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其自身历史行为导致的信任缺失。即使换作其他将领，秀丽军曾投降的记录也会使其在战争关键时刻被怀疑可能再次叛变。面对三十五万魏军压境，秀丽军缺乏死守的决心，因其信仰已因首次投降而崩塌，无法支撑其做出牺牲决策。
信仰缺失的本质秀丽军的行动始终围绕生存需求展开：投降魏军是为保命，协助燕洵是为洗刷屈辱，参与红川城保卫战则是因楚乔的领导。他们未形成对燕北独立、燕洵领导或任何抽象理念的坚定信仰，因此无法在生死关头做出超越个人利益的抉择。这种“无信仰”状态使其难以被任何势力真正信任，也注定了其悲剧性结局。
秀丽军的命运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军队的忠诚与战斗力源于共同信仰的支撑，而非单纯的利益交换或外部压力。当一支军队为生存而投降、为洗刷屈辱而战斗，却从未为信仰而牺牲时，其存在本身便成为对“忠诚”二字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