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麦工作五年了，一直负责的是产品管理和市场研究。虽然现在身在欧美的中国人可能都有好几百万，但像我这样主要从事沟通工作，靠和来自五洲四海的老外聊天拿工资的应该还是不多……所以相比留学生和游客，我的经历也许能提供另外一种视角。
说实话，歧视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敏感，所以“详细分析歧视的根源”本身就是个容易被歧视的行为，在许多人眼里和“研究屎有几种味道”并没有两样。然而我的亲身体验告诉我，外在表现完全相同的歧视，本质上却差距极大，想获取全面的了解就必须掰开揉碎了好好讲讲。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歧视，也是我们最深恶痛绝的，便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攻击。其中有些是纯粹抹黑，比如某些国家整天抨击的华为窃密。我之前有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越是在历史上有军事传统和推崇民族主义的国家，就越有攻击中国或者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欲望。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国家习惯于用民族自豪感来动员群众，而其中最方便的就是意识形态制造的二元对立。至于那些历史上有贸易传统和信奉重商主义的国家，面对（愈加富裕的）中国态度就会客观和实际许多。在我经常接触的北欧范围内，前者的代表就是德国和瑞典，后者的代表就是丹麦和芬兰。这些国家的绝大部分普通国民本来对中国是冷感的，但在在政府的不断引导下，慢慢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印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阵子华为两名员工在丹麦因为违反签证法规被驱逐出境，本身是个可小可大的事件，但不论是在丹麦还是在中国几乎都没有报道。可见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已经被贯彻到底，乃在于两国之间都形成默契了。
但在这类歧视之中，也有一部分对中国的攻击瞄准的是实际存在的问题。比如之前波兰假奶粉事发后，德国某媒体就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的三鹿事件如何让婴儿身患重病，以及中国人在跨国采购德国奶粉时的绝望与疯狂之情。当时我最要好的一个德国同事在烧烤的时候提起此事，我第一反应是先拿出日本森永事件做例子，说明中国还处于发展期，然而却被告知德国媒体把日本也掀出来了——看来德国人对亚洲都不太待见。
说实话，那些无理取闹的歧视现在我们早已嗤之以鼻了，但有理取闹的部分有时候就比较有迷惑性，容易让我们不自觉地切换出反思的姿态。然而当我在国外生活了一阵，反思多了以后，才发现正确的论据不仅可以拿来做诚恳的建议，还可以用来做虚伪的中伤。如果某个老外对我们中国的问题有着不分时间地点环境的关心，而且还总要引导到体制、传统、文化这些大而无当的理论上去，那他就很可能怀有心术不正的成份。说到底，说话要看场合这条规矩，其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我其实也干过几件没心没肺的事情。比如有一个周日在丹麦的小拜耳特附近旅游，从博物馆介绍中发现这一带曾经被德国占领，还被写到了日后的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里。我回去维基了一番初版的德国国歌，才发现那句“从马斯到默默尔，从埃士到拜耳特”里面提到的四个水域，今天已经属于了四个不同的国家——其中并不包括德国。为此，德国政府不得不在1952年宣布删除国歌的第一小节。这段历史令我眼界大开，第二天午饭时忙不迭地去和上面提到的那位德国同事展示自己多么热爱欧洲的细节。然而听到这个话题后，对方的表情却变得蔫不啦叽，完全不肯接茬。现在想来，我这段话本身没啥问题，只是不适合在公司午餐时和德国人谈起。同理，如果某位热心的老外在联合国妇女儿童大会以外的地方缠着你讨论中国的拐卖儿童和溺毙女婴问题，你完全有理由表示敬谢不敏。
第二类歧视，来自于某国某地存在的普遍排外心态，并非针对中国，但我们免不了会中枪。
这种歧视在相对保守的北欧就比较常见了。好在人是喜欢比较的动物，只要所有外国人都一起吃鳖，我心里也就不太难受。甚至有好几次，期待着一个温暖拥抱的英/法/美国人被北欧的冷漠折磨得心灰意冷，最后跑到我这里寻求共鸣。此情此景，还会让我产生一丝诡异的舒畅感。
本人所在的森诺堡地区一直自称是丹麦最国际化的区域，曾经我对此嗤之以鼻，想想一个三万多人的小城，何德何能与首都哥本哈根争光辉。直到去了哥哈很多次以后，才发现那个地方排外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城里稍微年长或者富有一些的居民，都带着一种来历不明的骄傲劲儿，不但看不起北欧以外的国家，甚至还看不起丹麦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我所在的南日德兰。在他们眼里，哥哈所在的西兰岛——至多到瑞典的马尔默——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2017年我和一个丹麦同事去哥哈某智能机器人公司谈项目，本来宾主甚欢，结果到了晚饭快结束的时候，对方得知我的同事是土生土长的森诺堡人，突然就来了句：“所以你出生在那个用mojn打招呼的地方？”话说mojn这个词其实是德国北部的一种土话，1864年普丹战争中丹麦吃了败仗，南日德兰地区被普鲁士悉数占领，当地语言从此就混入了部分德文，本地人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我的同事当时面有讪色，反倒我没什么包袱，直接回了一句：“我怎么听说，这都是贵哥本哈根派遣的指挥官晕血的缘故？”把面前这位首都贵族气的不轻。后来我们离开饭店去机场，同事发动汽车前感激地朝我点了一下头，说了句：“干得好！”
还有一次经历就更加离奇了。也是2017年，我去哥哈的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排队时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士，护照上显示已经36岁了，但衣着神态却带着小女孩家的娇憨。当这位大龄少女听到我来自森诺堡后扑哧一笑，桀然道：“那个鬼地方你还真住的下去噢！”两个中国人在万里之外相逢，首先触发的却是异国的地域歧视链，我当时被这魔幻的场景魇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她。事后想来，这位姑娘可能在融入当地社会时真的非常成功，以至于已经由心而外地变成哥本哈根的形状了。
如果说前两类歧视都因为其荒谬的本质而无法造成实质伤害，第三类歧视，才真正让我这个自觉善意温和的人偶尔感到微凉。那就是，对方歧视或不理解的某种行为方式，恰恰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很难改变或舍弃的，而且两者间甚至都没有对错之分。
比如很多在欧洲的中国人都提到过一点，如果你不喜欢清谈和运动，你几乎永远无法挤进本地人的圈子。在北欧，这种情况更是严重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每到夏天，本地人几乎天天都要在晚上聚在酒吧和饭店，从八点的黄昏靠两杯啤酒聊到十一点的日落。如果这一点还因为有些浪漫而让我颇想尝试，那体育运动就只能让我发愁了。丹麦企业的中高层，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项业余运动员水平的体育特长，最常见的就是手球、自行车、划艇、足球和羽毛球。他们不但花费大量时间在运动上，而且以此作为深入社交的手段。由于这个原因，我在丹麦的好朋友就只剩下宅男和年纪六十以上的老人了。虽然热爱运动在中国也是一个加分项，但绝对不会像在欧洲那样，成为人与人社交时的入门凭证，这对于从小体育教育不足的中国人就很不公平。
类似的问题还每每出在对待钱上。中国人对金钱比北欧人重视的多，公司每年有最多五天的假期可以拿来换现金，一天折合一千人民币以上。我知道的很多中国人包括我都把这视作年终奖的一部分，而丹麦人不但会把三十天年假休得一干二净，还经常会花钱买额外假期。除此之外，圣诞节公司会发一些礼品，大多数是来自丹麦某知名银饰品牌GJ的银器。到手之后，许多中国和东欧的员工就会立刻挂在FB二手市场上出售。事实上这并非因为中国人穷，许多同胞移民之后卖掉上海北京的小房，手里的资产足够丹麦人奋斗好几辈子。但我们对于钱，对于挣钱，以及对于有钱以后该怎么显摆的问题上，和丹麦人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这一点，在每年三月报税和四月假期折价的时候，都会引起广泛的冷嘲热讽。
当然，这种情况的确不仅限于针对中国。丹麦人还有许多奇怪的价值观，比如不喜欢被催促，不喜欢汇报进度，更不喜欢在作成一件事情后去向领导邀功。他们有责任心，但也有一种基于责任心的傲慢。在丹麦人眼里，老板乃是另一种平起平坐的同侪，向老板报告就是在轻贱自己。这种观点和中国有些不同，但冲突最强烈的其实是和美国人。由于我所在的事业部有很强的美国背景，这种分裂就愈发明显了。部门里还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在丹麦坚持工作两年以上，而几次重大的人事地震，也都源自于大西洋两岸长期的不合。我还记得曾经有个美国经理来到丹麦办公室工作，早请示晚汇报。后来周五例行部门早餐，丹麦人一起把副总对面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个美国人刚到时还有些喜出望外：“哟，看来今天我要坐D总对面了？”此刻旁边一个年纪很大的丹麦工程师目视前方，面无表情地说：“也只有你配坐他对面了。”言语中的大义和寒气都一样凛然，连坐在几米之外的我听了都心头一颤。
事实上，和我抱怨丹麦人存在歧视问题的老外中最多的就是美国人，他们自然不能用racialist，只好和我说discrimination，但抱怨的内容还是依稀可辨的，从在会议上被无视，到特定问题上的嘲讽（“能告诉我美国最早的教堂建于哪一年吗？”），最后就是无端的质问（“你为什么不学丹麦语？”）。这一切，和我们中国人的惨痛经历又是多么相似。
我也曾经和很要好的丹麦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既然你们从小就被教育，针对性别肤色乃至宗教的歧视都是可耻的，为何却不能把这种包容放大到一切不同呢？他们对这个问题沉默了，最后有人说，我们不歧视性别肤色宗教，是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无法更改甚至不能选择，但其他的不同可以改啊。比如说你不学丹麦语，我怎么能相信你愿意在这片土地长期生活下去呢？这话也有些道理，但我又觉得，许多看似可以改变的东西，其实改变起来并不比换一身肤色更加简单。
所以，前两种歧视也许可笑可耻甚至可恨，但都不如第三类歧视那么令人感到可悲。因为无论是排华还是排外，针对的都是一个实际不存在，或者不存在于大部分被歧视个体身上的靶子。这类歧视的实质是通过政府宣传或者特定地区的优越感，制造出一种“外来者比我们更卑劣”的错觉。任何有教养有眼界的外国人，都很容易发现这种错觉的荒谬之处，歧视便因此消弭。而针对价值观的歧视则不同，本质上是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与另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之间的碰撞。两者甚至不存在对错与高下的争论，只会带来非我族类的陌生与不信任感。如果对抗前两种歧视的武器是“求是”，那第三类歧视的唯一解药就是“宽容”，而宽容是远比求是更为高尚和罕见的品德。而且在我长期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里，“宽容”仿佛只属于个人，不属于集体。或者不妨说，集体正是因为选择了“不宽容”才得以长久存在。
这些就是我对“歧视”的全部看法了。相比那些上升到世界局势高度的回答，也许我的立意有些太低，但这是我在丹麦五年生活的真实总结。这些年里，我和许多外国朋友从互致姓名到一起大笑，有些也曾挥手告别。其间百味，让我在快乐之中又总有淡淡的遗憾。如果说男女之间最大的悲剧就是相爱而不能相守，那么不同国家间最大的悲剧，应该就是理性而善意的个体们依然无法摆脱那突然降临在身边的凝固空气罢。
所以现在的我，只求一颗宽容的心，一双澄明的眼，既不辜负他乡的青山绿水，亦不愧对远方的列祖列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