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竞争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选址决策?鉴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家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进步的有利推动，各国如何制定合适的
引资政策?由此形成的各国彼此间为争夺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竞拍战”对各国福利又有何影响?针对竞争流动资本的理论框架是否同样适用于分析各国之间竞争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解决这些问题能够给决策层在对内招商引资、优化外资配置，为企业管理者更有效的进行海外投资决策、避免海外投资风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实际意义所在。现有文献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多，但通常局限于潜在东道国的本身禀赋和政策环境，而忽略他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产生的竞争效应，即没有考虑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研究所谓的“国际税收竞争”，并不单指使用税收手段来争夺FDI，而是包括了各种补贴、退税、土地优惠、建立经开区等大量政策优惠手段来吸引FDI，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因此，本文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解决两方面问题：在实证方面，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纳入国际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回答了存在国际税收竞争的情形下，跨国公司的FDI选址决策是如何确定的；在规范方面，本文将不存在国际税收竞争情况下的FDI区位选择视为基准模型，回答了国家或地区参与到国际税收竞争时各方的福利变化是怎样的。本文研究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国际税收竞争分析框架中的“企业竞拍战”(biddingforfirms)模型，即H-W模型(Haufler&Wooton，1999)，而不是国际税收竞争分析常用的ZMW模型(Wilson，1986；Zodrow&Mieszkowski，1986)或者K-K模型(Kanbur&Keen，1993)，这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外商直接投资这一种生产性投资，以在东道国建厂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传统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研究对象多为流动资本，因此并不适用于本文。本文从典型事实出发，选取了政治因素、边际成本和调控三个角度，以Haufler和Wooton(1999)、Ma(2017)构建的FDI政策竞争模型为基础，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在政治因素层面，本文在考虑存在特殊利益集团游说的情况下，国际税收竞争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影响以及福利分析，在拓展部分，进一步考虑了要素市场定价机制改变对上述结果的影响。文章在这一部分关注了国外常见的集体行为——利益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政治献金游说以改变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从而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影响跨国公司最终的选址结果。那么相应的，本文同时关注了东道国腐败程度在国际税收竞争中的表现，这是以往同类研究不曾关注过的问题。第二，在生产成本层面，本文在考虑了存在边际劳动成本差异的情况下，国际税收竞争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影响以及福利分析，在拓展部分，进一步考虑了小国存在非自愿失业时对上述结果的影响。文章在这一部分讨论了市场规模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以及就业创造效应三者的交互作用在FDI政策竞争中对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影响，该研究结果能够为目前大量外资撤离中国、涌向东南亚国家的典型事实提供一个全新的阐述视角。第三，在多级结构层面，本文将传统国际税收竞争模型中常见的纵向税收引入到文章分析框架，探讨了在地方引资竞争中发挥的“纠错”效应。文章在这部分更多关注的是福利分析，即如何制定均衡税收政策来避免地方间进行FDI竞争造成的福利损失，引导国家总福利实现最优目标；在拓展部分，本文进一步设计了纵向转移支付机制来解决上述结果中存在公平和效率问题。此外，该部分一个额外的发现是：以地方引资竞争的视角，明晰了设立经济开发区的动机，从而有助于缓解盲目重复建设经开区的问题。通过上述分析论证，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关于特殊利益集团游说、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市场规模与FDI政策竞争的分析，本文发现特殊利益集团游说行为增加了小国想要得到FDI的动机，因此在FDI竞争中小国有机会克服市场规模效应赢得FDI竞争；无论哪个国家得到FDI，其国家福利和全球总福利均有所下降，造成此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一国对FDI的评价超出了FDI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诱发原因是该国的政治献金数额非常高或者该国的腐败程度非常高；如果一国能够打破要素市场的垄断定价权，就可以降低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扭曲”的配置效率和国家福利，从而帕累托弱改进了FDI竞争均衡结果。第二，关于劳动成本差异、非自愿失业、市场规模与FDI政策竞争的分析，本文发现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取决于市场规模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国际税收竞争并没有改变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条件，但是影响了参与国福利，研究表明，竞争双方均有可能赢得FDI竞争且均有可能从FDI竞争中提高本国福利，但如果本国在竞争中吸引外资的相对优势不足够明显，竞争双方同样存在即使得到FDI，但损失了国家福利的情况。但无论哪种情况出现，从全球总福利视角来看，由于各国对FDI的评价等于FDI给改国家带来的福利改进，因此国际税收竞争的结果是具有配置效率的。第三，关于调控、地方引资竞争、转移支付制度与FDI政策竞争的分析，本文论证了能够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消除地方陷入“企业竞拍战”带来的福利损失，并且干预可以使FDI竞争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更加具有效率。无论地方以本地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还是以自身税收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均有能力在均衡中实现国家福利最优。此外，如果地方引资竞争程度较低，出于限制竞争设立经开区的动机较弱，如果地方引资竞争程度较高，那么有强烈动机出台具有差异化的建立经开区政策，以引导不同类型外资的有效配置。在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国资本开放水平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对运用经济手段修正“中国式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逐底竞争”以及合理布局经济开发区选址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FDI萎靡的局面下，保持对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应是较为关注的目标，本文结论指出，像过去简单地依靠以激励为主的地方财政补贴和区别内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并不可取，一是由于这些政策多被地方所控制，缺乏透明度和游戏规则，容易引起地方间的逐底竞争从而扭曲市场价格，二是该做法实际上是直接牺牲本土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间接地换取GDP增加，导致资源无效率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