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许多方面，15世纪的佛兰德绘画都延展于整个16世纪。
但在这一重要的地方、传统开始与意大利风格建立起初步联系，两者共存，而且在思想上以伊拉斯谟学说为支撑。
在伊拉斯谟·鹿特丹姆斯【伊拉斯谟·鹿特丹姆斯(1466-1536年)。伊拉斯谟，也译为伊拉斯姆斯、埃拉斯默斯、艾拉思姆斯、伊拉斯默斯，史学界通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推动下，北欧人文主义运动提出了传统宗教的复兴，其思想发展源于路德教的改革。
并且此后，面对这种情况，16世纪的艺术家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回应。
约阿希姆·帕蒂尼尔(约1480一1524年)和他的朋友昆丁·马西斯(1465一1530年)是过渡画家，其作品提供了当地传统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帕蒂尼尔选择了风景画，并以很高的视点获得巨大的广度。
绘画中的宗教问题，例如《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圣杰罗姆的风景》和《穿越冥湖》(约1480年)等，只是提供一种更具体的自然新景象的一个借口。
马西斯从现实而详细的传统开始，但汲取了伊拉斯谟的思想并将其朝向人类。
在《钱币兑换者和他的妻子》(1514年)等作品中，他展示了风俗主义特点的室内场景，这预示着17世纪体裁绘画的出现。
另一方面，意大利特点元素的渗透是通过马布斯(约1472-1536年)和范奥利(1488-1541年)等画家前往意大利旅行的方式实现的。
马布斯在将水神尼普顿和海洋女神安菲特里忒等神话人物引入古典主义建筑方面非常突出，但无论是人物还是建筑，都与古典主义的比例相去甚远，并保持了佛兰德人对事物的看法。
范奥利的作品首先是对绘画三维性的分析，重点是古典主义建筑空间中人物的布局，如《约伯孩子们的宴会》。
然而，所有这些倡议，都在老彼得·勃鲁盖尔(1525一1569年)的自然主义选择面前相形见绌。
他的绘画就像他所生活年代的编年史一样，是基于北欧人文主义思想基础上知识进程的结果，将人完美地融入了自然。
他新颖的创作方法是展现大众化的场景，如《狂欢节和封斋节的战斗》《迪亚诺斯之舞》《农民的婚礼》，神话场景如《伊卡洛斯的倒塌》，以及宗教场景如《通天塔》和《无辜者的大屠杀》等;在他的画作中，怪诞成为关键的要素。
他的作品成为一种造型讽刺作品，造型讽刺是与埃尔·博斯科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
佛兰德的肖像画因安东尼奥·莫罗(1519-1576年)而达到又一个巅峰状态。
他将佛兰德传统的真实性，与提香的手势以及肖像画中个性的创新性理解相结合，创造了深受佛兰德资产阶级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宫廷欢迎的一种绘画类型，最突出的是《玛丽·都铎的肖像》。
此后，正是在英格兰，德国人小汉斯·荷尔拜因【荷尔拜因，又译为霍尔拜因。】(1497-1543年)成长为肖像画家。
从古典主义的框架出发，就像在为人道主义者莫尔所绘的《托马斯·莫尔画像》中表现的那样，他的人物肖像画感染了矫饰主义的元素。
人物变得越来越疏远，在中性背景中以绝对的正面主义来表现，如《亨利八世肖像》(1536年),《简·西摩像》《克莱沃的安娜像》(1540年左右)等。
当他在三维空间中展示那些被表现的形象时，例如在著名的《大使像》(1533年)中那样，其自身的透视与前景中变形头骨的插入产生冲突，这也赋于了在这两个人物之间出现的所有物体一种“小虚幻”的象征意义。
并且，肖像画因此成为对生与死的一种思考。
16世纪的德国绘画围绕着路德教的改革以及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天主教皇室的委托而进行。
阿尔布雷特·丢勒(1471一1528年)处于这两个轴心的中间、完整地提供了文艺复兴的一种造型语言，超越了根深蒂固的哥特式传统。
丢勒从事绘画和雕刻，并把它们归于相同的艺术类别。
此外，他的作品也随着他所做的理论反思而发展，他的这些理论思考被收集在不同的著作中，并配有插图予以说明。
理论与实践始终达到完美的平衡。
《亚当和夏娃》(1507年)的画面，就是他如何以绘画形式进行对美丽、和谐和数学比例研究的一个极好例证，这在他的著作《人体比例专论》中得以实现。
其他作品如《圣女罗萨里奥》(1506年)、《圣母与梨》(1512年)和《万圣节》(1511年)等，都是古典文艺复兴的宣言，在这些作品中，透视、比例和对称性都实现了周密的结合，直至一个理想的经典场景。
他后期具有宗教性质的作品之一《四使徒》(1526年)，只能在路德教改革的背景下加以解释。
在这幅作品中，丢勒保持了与伊拉斯谟·鹿特丹姆斯的作品接近的稳健姿态。
每个使徒都代表着一种人的性情，宣称福音信息的有效性，正如他捍卫自己所钦佩的伊拉斯谟那样，反对否定上帝圣言的某些改革主义者的激进主义。
随后，在16世纪，宗教不仅成为教会的问题，而且成为文化问题。
艺术家的回应通常是多种多样的，以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1474一1528年)为例。
在他最重要的作品《伊森海姆祭坛画》(1512一1515年)中，他有意识地重新使用哥特式语言，来强调场面的忧伤感。
人物形象的变形脱离了所有的古典理想主义，是对画家本人所处改革环境的反映。
相反，阿尔布雷希特·阿尔道夫【阿尔道夫，又译为阿尔特多费尔、阿尔特多弗等。】(1480-1538年)的《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1510年)、《圣乔治和龙》(1510一1520年)和《亚历山大之战》(约1528年)等作品，在构图中，他选择把运动中的自然作为绘画的主角。
这种新的自然观具有泛神论的意义，而泛神论与当时的哲学和科学领域某些潮流有关。
此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死后，帝国基督教的观念在德国消失了。
德国的诸侯们支持路德教的改革，以重申他们反对查理五世统治的独立利益。
与维滕贝格和维也纳的路德教会有关的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年)的作品。
他作品中的怪异人物脱离了经典的罗马理想，创造了反理想主义的个性肖像画，其中较突出的是《朱迪思》和《帕里斯和维纳斯》中的表现，在前者，朱迪思代替圣母成为女英雄，后者作为神话主题，画面中舍弃了风景和透视手法。
约阿希姆·帕蒂尼尔被认为是过渡画家。他的画作《穿越冥态湖》和《圣杰罗姆的风景》。两幅画均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阿尔布雷特·丢勒的部分作品:《亚当和夏娃》(1507年，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自画像》(1498年，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德国画家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最重要的作品《伊森海姆祭坛画》(1512一1515年，现藏于科尔马州温特林登博物馆)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朱迪思斩首荷罗芬尼斯》(1530年，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PS:部分资料来自世界绘画史和美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