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因为革命的性质是由革命任务决定的，而不是由革命动力决定的。
中共六大上对这个问题有过比较明确的解释。这个问题本来以为二大上已经解决了，从后面的发展情况来看，其实并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完全解决。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写过一篇《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其中写到：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联系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来解读，而课本上其实没讲太清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已经指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主义压迫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情形下资本主义受到先天的阻碍，因而发展不起来。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不过没有教员同志概括的那样清晰。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的后果，就是大大小小的军阀遍布中国大地，这就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二大还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比较正确的阶级分析，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因遭受极大痛苦，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势力，这种势力“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为此，二大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先把军阀督军们推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从以上信息来看，二大已经基本理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策略等问题，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已经形成了。这是很伟大的一点，毕竟这时候党才成立一年。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共产国际帮助的结果，中国党自身没有比较清晰的概念和认识，革命战略无法进一步转化为灵活的革命策略。
具体来看，二大没有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比如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是在四大上才异常鲜明地提出的，并且此后又经历了反复妥协。
比如革命武装的问题，斯大林在1925年就开始帮助训练军事干部，可这些人回到国内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叶挺还好些，毕竟本来就是孙中山的卫队营长，后来掌握了一个师，像聂荣臻就只能在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员，最后被人家赶了出来。
再比如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团结与斗争问题，忽左忽右，但总的来说是右，不敢斗争，如果掌握了力量，又能够遵循有理有理有节的斗争原则（这是抗日时期才提出的），那么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
这种理论上的幼稚和实践上的匮乏，是大革命时期党本身会犯很多错误的原因之一。客观来说，这些错误，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避免的，聪明者会让自己少犯一些错误，而不会不犯错误。
然后再反过头来分析一下革命性质的问题，为什么说革命性质要由革命任务决定呢？
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主要对象只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是对人民大众压迫最深的力量。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始终发展不起来，并不是革命的首要对象。资产阶级和三座大山的矛盾是很深的，例如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严重挤压民族工业；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生产秩序始终无法稳定；军阀政府为维持其统治，搞了很多苛捐杂税，严重压迫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
打倒军阀，推翻三座大山，不仅有利于劳苦大众，也有利于资产阶级，或者说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基础薄弱。要想尽快摆脱落后面貌，也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调动各种力量的积极性。教员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到：
革命阶段论有一个一直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革命前途问题。二大宣言中认为民主革命的前途就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这是对自身力量的不自信，革命前途问题搞不清楚，那么革命的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模糊的。
六大上提出了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明确。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靠教员，教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关键在于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有两个前途：
关于社会主义因素，之前一直没有人具体论述过，这应当属于教员自身的创新：
综合以上三点可知，最重要的还是革命领导权问题，革命领导权明确了，社会主义前途就有了保障。但是革命领导权不是上天赐予的，不是你定义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自然确立的，而是实实在在争取来的。
争取革命领导权，不仅需要统一战线，也需要武装斗争，没有武装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统战只能沦为屈从，大革命的教训就在这里。
而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统一战线，都需要有坚强有力的革命党的领导，这样一来党建就成为了关键。
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就是俗称的革命三大法宝，这属于策略层面，而不是战略或者纲领层面。
从对社会性质的分析，到革命性质的理清，再到革命动力、革命前途的明确，以及革命策略的完善，新民主主义才真正成为一套完备而清晰的理论。这套理论的确立，不仅是教员一个人的功劳，而且也是全体仁人志士用鲜血和汗水凝炼出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