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
—— 土城恶战
孙果达（知乎《史苑踏石》专栏）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批判了博古与李德错误军事指挥后的第一仗，是中央红军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后的第一仗，也是毛泽东复出后发起和指挥的第一仗。然而，这重要的一仗却是失利之战。
一、毛泽东记忆犹新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铃木茂二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何克全）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时隔近三十年，毛泽东对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博古的支持者凯丰所评价的“不高明”依然记忆犹新，显然与随后土城之战的失利有关，更何况博古评价土城之战时也冷嘲热讽：“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毛泽东二十年后还说：“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土城之战究竟是怎么打的？
二、土城之战的起因
土城战役缘起遵义会议。据聂荣臻回忆：“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第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见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第100页】另据当时红军总部的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的军事会议上，是朱德、刘伯承建议从赤水北上，选择在宜宾与泸州之间的江面作为渡江点，因为他俩知道，这段江面较宽，流速较缓，利于大部队渡江。”【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可见北渡长江建立川西根据地是刘、聂的建议，而渡江点则是朱、刘的主意，从赤水北上的目的是北渡长江。
1月20日，根据会议决议，红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渡江的作战计划》，其中规定：“在尾追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这就是土城之战能够发起的依据。
三、土城之战的经过
“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毛泽东传》，第344页】
在战斗发动之前，“毛泽东首先了解了敌情。周恩来说：‘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的川军2个旅对红一军团前锋部队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另一部川军2个旅尾追红军，其先头已达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立即问刘伯承：‘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刘伯承回答：‘据侦察报告，约为4个团。’‘川军既然只有2个旅4个团，那么，我们集中三、五两个军团打它。’”【陈伯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并决定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三、五军团进攻。
“在土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朱德总司令进行作战动员，说明川军只有3个团，战斗力不强，兵力对比我占优势，因此，要争取打一个歼灭战。28日拂晓，我师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杨勇政委也负伤了。”【《张震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据聂荣臻回忆：“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三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人战斗。敌‘模范师’被我击溃一部。干部团攻击很猛，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三个旅增援上来了，由于得到了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守为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郭勋祺亲率预备队及机炮营、手枪营增援，严令各团长：官兵凡后退一步者，不问情由，一律就地枪决。”【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这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杨尚昆回忆录》，第123页】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338页】但敌军的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并且倚仗优势兵力，突破了掩护红军总司令部的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
“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亲自指挥战斗。”“下午三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伤亡越来越大。”“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大家知道的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 这绝非是一次普通的战斗。”“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军委干部团——司令部的近卫部队、后备中的后备也都投入了战斗。”【（美）哈里森·索尔兹伯利：《前所未闻的故事——长征》，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据时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当时由毛泽东、周恩来在总司令部坐镇指挥”，“我五军团阵地已被敌突破，我军遭受很大伤亡。敌人抢占山头，并步步向土城进逼，一直打到了土城镇东面白马山总司令部前沿。”【《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15页】当时的目击者、红军总司令部的电台报务员曹丹辉也回忆说：“此时毛泽东也在阵地附近督战。”【曹丹辉：《伟大的历程》，《红旗飘飘》第13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95页】这就是说，毛泽东也已经进入阵地，准备战斗了。就在万分紧急关头，陈赓率领红军干部团紧急赶到，舍命投入反击，才稳住了防线。“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己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毛泽东传》，第346页】
据杨成武回忆：“在赤水与我作战的川军负隅顽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又有牢固的工事，再加上是以逸待劳，增援部队又陆续赶到，我们越打，敌人越多，打了一天一夜，也解决不了战斗。”【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第86页】
“董必武、林伯渠及邓颖超、贺子珍等所在的干部休养连撤退时，遭敌火力拦截，幸被干部团一部救援，方化险为夷。”【《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第186页】
由于“态势对红军不利，使红军不得不撤出土城战斗。在撤退时，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朱德亲自带一个排的兵力进行掩护，安全撤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当晚，军委决定迅速撤出土城战斗。1月29日3时，朱德发出西渡赤水的命令。
据记载，此战“击溃川军教导师，川军3个旅，毙伤3000余人，俘100余人。”【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57页】
四、土城之战红军的伤亡
据时任红军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回忆：“在土城战斗中干部团损失不小，伤亡百十来人，令人十分痛惜。”“以后，我就干部团在土城战斗中的伤亡较大一事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志同意我的意见，非常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宋任穷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据时任红一军团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回忆：“他打过来，我打过去，又是一场恶烈的厮杀。我们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总杀不出这个葫芦形的隘口，三个团都堆在一个山头上。”“我第三团排连两级干部，大部伤亡，然而我们的战士，将不成建制的班，加人别一班作战，自动的代理指挥员，继续进行战斗。”【谭政：《向赤水前进》，《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据聂荣臻回忆：“到我们一军团上去时，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我二师的部队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聂荣臻回忆录》，第251页】
再据原川军军官李祖明的回忆：“川军第二十一军郭勋祺部，先到土城布防时，以逸待劳，凭险据守。红军是攻坚，目标暴露，致受到相当损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
又据《前所未闻的故事——长征》第175页披露：“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 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红军到达云南扎西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五、土城之战的检讨
毛泽东复出后的第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实在是因为情报工作的差错而造成了毛泽东判断的失误。但是，土城战役不仅是毛泽东提议的，也是毛泽东指挥的。因此，土城战役的失利，使得在遵义会议受到批判的博古找到了口实，并多少也影响到部队。据时任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江华回忆：“有的人就议论开了，说原来的中央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大家都有份，现在换了人指挥，土城战斗打不好，还是不行嘛。”【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当时毛泽东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2月8日，毛泽东在扎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在随后举行桐遵战役的战前动员会上，毛泽东向全军检讨：“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16页】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毛泽东对土城之战并没有淡忘。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第八届中央全会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页】毛泽东所说的茅台之战，就是鲁班场之战。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3页】
二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对土城之战依然刻骨铭心，原因也许很多，但毛泽东亲自在战壕中，准备拿起枪投入战斗，应该是其中之一。
孙果达：《史苑踏石》目录链接（22.09.29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