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一词，最确定的来源是古希腊先哲们面对大众的演讲和交流，比如苏格拉底和第欧根尼。他们一改知识服务于统治这种传统，而直接在公共场合与大众分享。这与古希腊的“公民社会”有关。
从这个公民定义可以看出，公民是指有自决能力的自治的人，同时也是对城邦负有责任的人。那么先哲们分享知识就成了催化、滋养公民社会的方式，也使得古希腊社会更加文明。公共社会与公民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极富意味的是，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腐化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并被判处死刑。
相应地，“公共艺术”也是与此有关的。
最早与此有关的艺术行为是印象派艺术家因参加学院沙龙展被拒而于1863年举办了“落选沙龙画展”。这一公共行为对于艺术领域的意义，丝毫不亚于欧洲文艺复兴，因为后来真正的公共艺术就与此有关。
这就是杜尚的《泉》，它针对了从沙龙展引发的艺术体制问题。1917年，纽约，一家名为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的组织宣布举办一场画展，这场年度画展的目标是支持先锋艺术。他以“R MUTT”的名义把《泉》送去参展被拒。即使最先锋的最支持独立艺术家的展览也会有自己的盲区和局限、也会被一种制度性痼疾毁掉。艺术界一般将这件作品定义为“观念艺术”，我认为不如归入“公共艺术”直接，这样就能更好地与波伊斯的“社会雕塑”连结。
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是葛宇路，作品主要都在公共艺术的范畴。但就中国实际的公共生活状况而言，他的作品都比较温和；艾未未的《借债还税》则是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对于艺术家来说，理解到苏格拉底这一2500年前的重要时刻，以及能够诚实分析、面对中国现实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基本上不能算有公共社会，我们个体甚至连名义上的“公民”都够不着，不过是“居民”而已。所以我会把《借债还税》称之为“公民艺术”，在这里，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公民行动，是在推动公共社会生成这一意义上的实际行为。创作这类作品，需要阅读足够的政治学著作，掌握社会分析工具；同时，扎到比较有样本意义的社会生活中，沉进去感受，然后表达。如果觉得时机合适，就要有勇气去表达，因为艺术的针对性转瞬即逝。
其它的回头再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