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有何气质的话，那莫过于是骑士和贵族了。
这个问题极其复杂，但是笔者尽可能的从史料之中摘取，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详细讲解这些问题，力图在笔者的历史叙述中尽可能向读者呈现出尽可能多的历史图景。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家族在美国历史上根基深厚，早在1650年，其先祖克莱斯·范·罗斯福便从荷兰移居至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成为该家族在新大陆的开端。历经几代发展，罗斯福家族成员积极参与贸易、地产投资甚至早期鸦片贸易，同时也涌现出如“爱国者艾萨克”这样在独立战争时期支持美国独立、并参与制定纽约州宪法的杰出人物。
罗斯福于1882年出生在纽约海德公园的家族庄园斯普林伍德，成长于一个富裕且具有政治传统的家庭环境。他自幼接触美国上层社会，家族关系网广泛，不仅见过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后人，也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保持亲缘联系——后者更是他的远房堂叔兼岳父的兄弟。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接受了格罗顿学校的精英教育，深受“贵族责任”与“公共服务”理念的熏陶。
他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镀金时代”与“进步主义时代”交替的阶段。镀金时代以工业资本急剧扩张、财富高度集中和社会不平等为特征；而随后兴起的进步主义时代则强调社会改革、政府监督和公平正义。
罗斯福深受后一股思潮影响，尤其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期，他接触到进步主义思想，这为他日后投身政治、推行新政奠定了价值观基础——即坚信政府应积极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保障公民福祉。
在和其妻子与欧洲1905年的旅行结束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纽约达奇斯县以乡绅形象参与地方活动，如赛马获奖，同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
然而他对法律缺乏热情，更倾向于政治社交与家族网络的经营。
1907年至1910年间，富兰克林·罗斯福自法学院毕业，进入卡特、莱迪亚德与米尔本律师事务所工作，但对日常法律业务感到厌倦。家庭层面，次子詹姆斯出生，而幼子富兰克林·罗斯福二世在婴儿期夭折，给埃莉诺带来深重的心理创伤，也加剧了她的不安全感。
此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借助罗斯福家族的姓氏影响力与财力，争取民主党纽约州参议员提名，尽管最初被对手视为缺乏经验的花瓶候选人。
191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当选纽约州参议员，迁居奥尔巴尼后迅速卷入与坦慕尼协会——纽约市强大的民主党政治机器——的激烈斗争。
他领导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希恩斗争”，反对该协会领袖查尔斯·墨菲推选的威廉·希恩进入国会参议院，最终虽以妥协收场，却为自己赢得“改革者”声誉。观察者注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喜欢和自己的表亲泰迪·罗斯福扯上关系，但是招牌确实有用。
191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选举中支持伍德罗·威尔逊，却因感染伤寒卧床。于是，罗斯福的政治策略师路易斯·豪接手竞选工作，运用报纸宣传与组织动员，助力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病中成功连任州参议员。此举奠定了豪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终身政治顾问的地位。
1913年，威尔逊当选总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被任命为海军部助理部长，这一职位正是西奥多·罗斯福曾担任的，进一步强化其政治路径的继承性。
这是一个改革与动荡并存的时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热爱阅读，渴望真诚而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然而，他早年那种理想主义的真诚，并不能掩盖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
就在他于纽约州议会、海军部门为推动进步主义改革而奔走之时，科罗拉多州的矿工正在罢工并面临流血镇压，而西弗吉尼亚州也弥漫着紧张的劳资冲突。与此同时，南部的农业各州在表面的繁荣下，实则因单一作物经济和土地肥力衰减而日渐凋敝。
对于生活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来说，这绝非一个美好的时代。
但罗斯福凭借其优越的出身、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亲戚关系，以及自身在政坛的迅速崛起，得以远离最底层的疾苦。他先是在威尔逊政府中担任海军部长，在此期间深度处理了垄断行为（如钢铁公司的装甲板定价）和复杂的劳工关系，这奠定了他日后作为一种“仲裁贵族”的执政风格——即试图以政府的权威在劳资双方之间进行调和，寻求一个为双方所接受的、稳定的均衡点，近乎于一种政治上的“纳什均衡”。
这一系列经验在1920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由于他的表亲泰迪·罗斯福的死亡——因此，他的姓氏成为了他最大的资本。
他被选为担任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的副总统候选人，在全国竞选的舞台上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主张。
罗斯福抨击共和党的保守政策，并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纲领：建立联邦农场信贷系统、通过改善交通来降低生活成本、实施区分劳动与非劳动收入的税收政策，以及最具创新性的“繁荣债券”计划——即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联邦借款投资公共工程来刺激就业和复苏。
但是美国人厌倦了威尔逊时代的过度扩张，他们只渴望休息，一切的倦怠最终让罗斯福和詹姆斯考克斯竞选失败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一名脊髓灰质炎患者，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命运的残酷打击。疾病带来的长期虚弱与痛苦常使人陷入自怜，但罗斯福拒绝向命运低头。他本可安逸地隐居在海德公园的舒适庄园中，却选择继续追求政治理想，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决心。1922年春天，他已能依靠双拐行走，甚至艰难地回到办公室工作；1924年，他在佐治亚州的温泉疗养地找到希望，体力逐渐恢复。尽管双腿瘫痪，他的躯干和上肢却变得强壮。长远来看，这场大病反而强化了他的政治魅力——他虽出身特权阶层，就读于格罗顿与哈佛，却因与痛苦的逆境顽强斗争，赢得了远超于一般“白手起家”故事的公众共鸣。在那个人们对传统成功叙事感到疲倦的年代，罗斯福的经历使他更契合民主党所需的领袖形象。
罗斯福热爱公务，乐于慈善，对人性抱有宽厚与喜爱，也善于在社交场合展现个人魅力。然而，1920年代他的言论与著作虽胸怀宽广、思想明达，却仍显些许肤浅与自满。
罗斯福的政治教育成形于进步主义乐观思潮高涨的时期，那时许多人相信，只要由诚实之人执掌政治，社会弊病可通过立法消除。这显然是一种新教伦理在政治中的回城，但是人们在动荡时代正是需要这样的坚持，因此禁酒令出台了，劳工立法得以缓慢的推动 ，一切在向着道德进步主义的旗帜前进着，就连3k党也说自己是进步主义者，难道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吗？
罗斯福自视为西奥多·罗斯福“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新自由”的继承者，并在杰斐逊的传统中寻求改良。
他试图在分权与干预之间找到平衡，也像许多同时代的民主党人一样涉足商业投资——尽管他经营的公司多数失败，而这段经历虽加深了他对底层困境的认知，却并未根本改变他作为精英阶层一分子的立场。
当时的美国政坛充斥各种“科学化”社会管理的倡议：胡佛在商务部大力推动“合作型资本主义”和商业自治规范，阿尔·史密斯则凭借其坦慕尼协会背景宣扬劳工保护，威廉·博拉高调反对垄断、倡导和平主义，而罗伯特·拉福莱特等人则关注优生学、同工同酬和社会立法。各地政客——如宾夕法尼亚和蒙大拿的参议员——也争相为矿工和农民发声。罗斯福身处这一喧嚣的“改革竞技场”中。凭借对商业运作的理解和自身的贵族背景，他看似与其他进步主义者并无二致。
但不同的是，他的出身赋予他一种行动上的冲动与直接性，尤其在患病之后，他反而变得更坚定、更好斗。经历短暂消沉，他更倾向于运用权力推行实质改革。
1928年的美国大选，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点。柯立芝时代的繁荣图景已近尾声，社会表面下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尽管胡佛以“家家锅里有鸡，车库里有两辆车”的愿景向民众承诺，美国式的安逸与美德生活将永远延续；而民主党候选人阿尔·史密斯则主张对社会制度进行修剪与改良，但两人都试图在“改革”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此时的进步主义思潮，正如一条奔涌的河流冲至山前，虽声势未减，却一时难以突破时代的阻隔，不知该转向何方。
而谁将最终推开这座山，历史尚未揭晓答案。作为阿尔·史密斯政治上的门徒，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这一年凭借其支持当选纽约州长。表面看来，他与当时众多高举改革旗帜的民主党人并无二致：他也强调财政平衡、信守杰斐逊式的有限政府理念，并致力于维护中小农群体的利益。然而在他稳健言辞的背后，正悄然酝酿着一场后来被称为“新政”的政治突破——那个最终推动美国越过保守主义山峦的力量，已在默默积聚。
1929年初，罗斯福就任纽约州长后，便立即展现出对现代政府责任的坚定信念。尽管他当时对“政府责任”的具体边界尚未完全明晰，但他深信行政部门必须高效、有为。这一理念直接引发了他就职后的首场重大政治斗争——与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之间的“纽约预算之争”。
罗斯福坚信，执行预算的权力必须集中于州长领导的行政部门，以确保效率、责任与统一规划，他认为立法机构对行政细节的干预会导致效率低下和政治分肥。因此，他果断否决了含有“三重批准”条款的预算案，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仍坚持将争议诉至法院。最终，纽约州上诉法院在1929年作出了一致支持他的裁决，这场胜利不仅确立了州长在预算执行中的主导权，也极大地增强了他的行政权威。
凭借这一胜利，罗斯福得以更有效地推进其改革议程。在1929至1931年间，他像狮子一样捍卫和扩展政府的主动作为，推行了系统的监狱改革，认为改善条件是对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农业方面，他通过成立专家委员会、提供信贷支持、调整税收结构（如由州政府承担主要道路费用）等一系列措施，切实帮助农民减轻负担。
纵观其在纽约的早期执政，罗斯福尤为信赖科学管理专家委员会，其治理风格呈现出鲜明的“技术官僚”倾向。他坚信，由专业人士主导的行政规划，远比议会里“夸夸其谈”的政治辩论更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初，与胡佛总统一样，罗斯福也未能立即预见危机的全部深度和持久性。在担任州长的最初几个月，他表现出一种审慎的乐观，其经济思想仍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例如对平衡预算的坚持和对某些贸易保护措施的支持。在应对银行业和公用事业监管等复杂问题时，他起初也倾向于较为保守的解决方案，反对过于激进的改革（如立即严格隔离商业银行的储蓄账户），更信赖行业专家的意见和渐进式的改良。
然而，从1930年开始，随着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失业率飙升至惊人水平，社会困境日益加深，罗斯福的应对策略发生了显著转变。严峻的现实迫使他放弃了最初的观望态度，转而采取一系列越来越大胆和直接的干预措施。他本质上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而非执拗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先知。他是一个对民众苦难抱有深切同情的政治家，善于倾听、学习和调整。当传统方法被证明无效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们，转而实验新方案。这种“大胆试验”的务实态度，促使他在纽约州开创性地建立了全美首个州级救济机构（TERA），并为日后“新政”中许多核心政策提供了雏形。
他是一个聪明而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其伟大并非源于未卜先知，而是源于面对空前危机时卓越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采取行动的巨大勇气。
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凭借其广泛的政治人脉、对改革议题的强调以及党内关键力量的支持，成功击败了昔日的政治导师阿尔·史密斯，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赢得了包括科德尔·赫尔（后来的国务卿）、得州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及加州党魁威廉·加纳的支持，甚至此前与史密斯不睦的前民主党领袖威廉·麦卡杜也转向罗斯福。尽管民主党仍因历史上维护奴隶制的包袱而备受批评，但胡佛总统应对经济危机的不力为该党提供了重掌白宫的契机。罗斯福通过强调政绩、灵活协调各派利益以及精细的选举运作，最终成功当选总统。
竞选期间，罗斯福反复向选民承诺将秉持财政平衡与务实政策，并获得了大量商业集团的支持，包括高盛等华尔街金融势力、许多犹太和天主教背景的企业家，以及赫斯特报业等传统资本集团。他向他们保证，自己将维护自由市场，尊重既得利益，不会推行激进改革。
1933年上台后，罗斯福启动了以“百日新政”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复苏政策，包括紧急银行法案、放弃金本位制和《农业调整法》（AAA）与《全国工业复兴法》（NIRA）。这些措施的核心目标是刺激工业和农业复苏，而非立即推行结构性改革。AAA通过补贴减少种植面积以抬高农产品价格，NIRA则允许企业通过价格与生产协定来限制竞争——两者均体现出“以限产促价格”的逻辑，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胡佛时代曾备受批评的干预手段。
尽管农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场收入，但贷款和补贴多流向大地主而非小农；NIRA在实际执行中混乱且被大企业操纵，未能真正保障劳工权益。
罗斯福的经济哲学强调利益协调与平衡。他试图通过法团主义模式，使工人获得“公平工资”，资本家保有“公平利润”，并在1935年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法）强化工会集体谈判权，但同时也在政治实践中谨慎避免过度倾向某一方。
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尽管罗斯福总统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但在现实中，许多工人感受到的往往是虚假的承诺。他们对新政的不满持续发酵——1934年，阿肯色州爆发了佃农罢工，佐治亚、南卡罗来纳等地的纺织工人也纷纷走上街头，西海岸的工人则强烈要求更多权利与自治。然而，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罗斯福的政策重心明显偏向商业与工业，工人的诉求并未得到充分回应。更值得玩味的是，罗斯福本人与许多新政民主党人对此采取了暧昧而保留的态度。
正如罗斯福的个性一样，他向人民诉诸乐观，但是现实的工资和房租却像死亡一样逼近着人们脆弱的内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世不少网络历史学者，却常将罗斯福塑造为工人的救世主。
例如，1934年加州州长选举中，当激进的左翼候选人厄普顿·辛克莱赢得民主党初选，并主张经济民主化与共享计划——辛克莱打算在加州建立一个共同劳作，分享成果的共享家园，让工人自力更生并共享劳动成果，而不是依赖于救济。
罗斯福拒绝支持他，默许党内力量协助保守共和党候选人获胜。他对罢工的态度也体现出中间路线：一方面容许工人组织，另一方面也维护生产秩序。
尽管新政带有一定的改革色彩，却仍引发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像福特、杜邦等大企业的领袖谴责罗斯福赋予政府过多权力，批评全国复兴管理局（NRA）干预定价与生产，并反对最低工资和工时管制。
保守派并未意识到，国会中许多进步主义者甚至认为新政还不够彻底。与此同时，罗斯福身边的经济顾问团队观点多元：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等人欣赏苏联的计划经济试验，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则坚持预算平衡和财政审慎。罗斯福以实用主义态度汲取各方意见，拒绝极端路线，始终在劳工与资本、改革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
这种试图调和矛盾的中间道路，却招致“背叛自己阶级”的批评，令罗斯福感到困惑。他难以理解为何在整体经济危机深重的时刻，既得利益者仍不愿为更广泛的社会复苏暂作让步。而历史表明，新政虽未彻底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却通过国家干预重塑了政府角色，并为后续更深层的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罗斯福还面临着来自更激进势力的挑战。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休伊·朗推行"分享财富"计划，主张对富人课以重税；以及后来的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夫林通过广播节目抨击金融资本，要求更彻底的社会改革。这些声音指责新政改革力度不足。面对上层阶级批评他"背叛阶级"和左翼批评他不够激进的夹击，罗斯福在1935年后明显“向左转”。
这一时期，他推行了被称为"第二次新政"的一系列改革：1935年通过《社会保障法》建立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制度，费用由雇主和工人共同分担；通过《瓦格纳法案》强化工会集体谈判权；并推行累进所得税改革，对高收入者和大公司提高税率，这使他失去了许多原本支持他的企业界人士。1936年，他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阿尔夫·兰登，而休伊·朗已于1935年遇刺身亡，使得罗斯福信心大增，更坚定地推行改革。
罗斯福的执政团队吸纳了各种进步派人士，如主张农业改革的亨利·华莱士、推动劳工立法的弗朗西丝·珀金斯等，他们共同塑造了新政的左翼色彩。然而，1937年罗斯福因担忧财政赤字，转而推行紧缩政策，同时美联储提高准备金率，导致经济再度衰退，数百万人失业，史称"罗斯福衰退"。
在政治层面，为突破最高法院对新政的制约，罗斯福于1937年提出"法院改组计划"，试图增加大法官名额。尽管该计划受挫，但最高法院随后态度软化，做出多项支持劳工权益的判决。罗斯福第二任期进一步加强反垄断力度，指示司法部起诉并拆分一系列大型垄断集团，如1938年设立临时国民经济委员会调查经济权力集中问题。
然而，1938年国会选举后，保守派联盟形成，他的"清洗民主党内的保守派"行动失败，改革步伐受阻。随着1940年纳粹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罗斯福将注意力转向外交政策。他较早对犹太难民处境表示同情（尽管美国国内普遍持保留态度），并通过《租借法案》支援盟国。战争动员客观上缓解了国内改革停滞的压力，也展现了罗斯福作为政治平衡者的智慧与务实。
罗斯福总统的统治艺术集中体现在其精妙的用人策略与独特的权力结构设计上。他并不依赖一个层级分明、意见统一的传统内阁，而是着力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且具有竞争性的团队网络。他的用人标准高度实用主义，不拘一格地延揽人才——从学术界、商界到社会工作者，只要认同其理念并具备执行力，都能为其所用。他有意识地让持不同甚至对立观点的人共存，例如允许保守的财政部长摩根索与激进的救济主管霍普金斯就项目和预算进行竞争，以此确保自己能听到多元意见，并牢牢掌握最终决策权。
在这一架构中，罗斯福更倚重一个紧密的非正式顾问圈子，即“厨房内阁”，而非完全通过正式的内阁会议进行决策。像哈里·霍普金斯这样忠诚且高效的核心幕僚，扮演了“另一个自我”的角色，成为其最信赖的私人特使。与此同时，他创造性地授权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承担了远超传统的职能，使其成为深入民间的“眼睛和耳朵”，直接反馈社会状况并影响政策制定。为了推行新政，他还设立了众多独立机构（如CCC、WPA），并亲自任命负责人，这些机构直接对他负责，形成了一个与传统内阁部门并行的执行体系。
罗斯福的内阁远非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而更像一个充满张力的“竞技场”。其中，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理念冲突持续不断，例如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与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就政府支出问题屡生争执。同时，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哈里·霍普金斯所主导的多个救济机构与伊克斯领导的公共工程管理局，常在项目资源与资金分配上形成对峙。罗斯福甚至有意鼓励这种竞争，以激发行政效率、保持动态平衡。
罗斯福正是通过这样有意设计的制衡机制，使不同意见相互牵制，从而巩固自身作为最终仲裁者的地位。即便后续一些经济顾问——如加尔布雷斯与特格韦尔——也逐渐被疏远，但这都服务于总统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政策重心的整体战略。在这种动态而高度个人化的权力结构中，罗斯福始终将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罗斯福极其注重信息渠道的多元化，避免依赖单一系统。他通过埃莉诺的汇报、顾问的建议以及公众的来信等多种方式保持信息灵通。在面临重大阻力时，例如当最高法院宣布新政法案违宪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通过内阁进行传统游说，而是试图采取“填塞法院”的激进策略直接突破限制，这充分显示了他为实现核心目标而敢于打破常规的魄力。
罗斯福的统治依赖于一个多层次、动态的权力网络：最内层是绝对忠诚的私人顾问与副手；外层是关键的内阁成员和机构首脑，构成一个充满内部竞争的“竞技场”；最外层则包括了国会盟友、工会和城市政治机器等广泛的外部支持力量。通过这种个人化、弹性且充满实用主义的模式，罗斯福成功地驾驭了庞大的国家机器。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期间，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后领导美国参战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一位精于平衡的政治家角色。他巧妙地驾驭着国内外的各种力量，从不轻易将自身完全固定于某一派别。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在他的主导下大幅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建立了如战时生产委员会等机构，以“民主国家兵工厂”的模式高效动员全国资源，同时依据罗斯福本人的务实理念对经济体制进行优化调整。
1944年，面临第四次总统竞选且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他被医生要求严格戒烟并控制甜食摄入），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第二权利法案》。他认为，在维持私有制的前提下，美国有责任消灭失业，并保障公民享有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在内的各项经济权利。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建设更公平社会的理想，另一方面也被视为向选民、特别是数百万重返岗位的工人抛出的政治橄榄枝。他深知，战后经济转型若处理不当，大规模失业可能重演，其政治后果足以摧毁任何总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伍德罗·威尔逊所遭遇的挫折。
在规划战后秩序时，罗斯福的“四警察”构想（即由美、苏、英、中四大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清晰地体现了他向偶像威尔逊的国际主义理想致敬，但又竭力避免重蹈威尔逊国联计划在国内失败的覆辙。他更强调大国合作与实力平衡，其理念直接催生了后来的联合国架构。
在个人健康与政治传承上，罗斯福的平衡术同样登峰造极。他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因其被视为过于“轻挑”和激进的左翼立场，难以获得党内保守派大佬的支持。经过与来自其他南方、西部党团领袖的密切磋商与权衡，罗斯福最终在1944年大选前放弃了华莱士，选择了看似低调、务实且能得到各派系接受的哈里·杜鲁门作为竞选伙伴。这一决定并非出于个人好恶（罗斯福与杜鲁门关系疏远，且晚年对华莱士确实心存芥蒂），而是纯粹的政治计算，再次证明他是一位以稳定和权力延续为优先的“平衡者”，而非任何单一意识形态的盟友。他致力于扮演“全民总统”的角色，其权力基础庞大而复杂，堪称一位“帝王总统”。
雅尔塔会议严重透支了罗斯福本已油尽灯枯的健康，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他至死都在为构建一个他心目中的和平与繁荣世界而奋斗，尽管这个“理想”的具体蓝图究竟为何，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还是务实的大国均势，或许连他本人也处于不断的调适与探索之中，其最终形态只能留待历史评说。
罗斯福逝世后，民主党对其极尽哀荣，将他奉为党的不朽象征，此后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会隆重纪念他。而共和党人则对其“新政”扩张政府权力的遗产咬牙切齿，在1952年和1956年的竞选纲领中，都猛烈抨击所谓“罗斯福社会主义”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危害。然而，正是凭借罗斯福为民主党打下的坚实基础——一个融合了工人、少数族裔、城市选民和知识分子的“新政联盟”，民主党得以在国会两院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国会中的常任皇帝”，共同捍卫并运行着罗斯福留下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格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在里根革命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浪潮冲击下被根本性动摇。但无论如何评价，罗斯福作为一位其影响力深刻改变了美国和半个世界进程的政治家，其历史地位已然奠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