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奇迹般的增长和快速的工业化，人民福祉大幅提升。但是，这并非没有代价。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巨量消耗，
环境恶化日益加剧，严重危害居民生命健康和生活生产效率。在“双碳”目标和深度去污的背景下，随着生态与资源约束的不断收紧，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为实现经济-生态双重红利，必须抓住转型机遇期，推动发展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环境绩效。为此，需要生产端和治理端共同发力，以生产集约化和环境规制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态代价，协同推进环境绩效提升。那么，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究竟如何?通过何种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机制?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有助于优化工业发展模式，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为产业布局和区域协同治理提供决策依据。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影响环境绩效的传导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和协同作用；其次，基于总体生产技术下的EBM-DEA模型测算了各省域的环境绩效，并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再次，将环境要素引入传统的产出密度函数，推导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影响环境绩效的理论框架，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其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检验其中的传导机制，并探究工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本文结果为区域协同治理、产业集群布局和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研究内容和发现如下：首先，通过梳理文献，分析了工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和成本效应，为实证检验两者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从绿色创新、要素错配、分工深化和结构扭曲四个角度，梳理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影响环境绩效的传导机制。一方面，工业集聚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提高知识和信息的共享频率，改进工业生产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工业集聚伴随着污染集聚和资源消耗集聚，产生拥挤效应。因而，工业集聚对环境规制的影响是分阶段的，这取决于哪种效应占据主要地位。同样，当波特效应占优时，环境规制有利于改善环境绩效，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工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为生产端和治理端协同发力提供理论支撑。其次，结合EBM-DEA和总体生产技术，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绩效，并利用Luenberger指数分解其动态变化构成，进而采用Kernel估计和Markov链考察环境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考察期内，全国整体环境绩效存在上升趋势，但提升速率较慢。分阶段看，“十一五”期间环境绩效改善显著，而“十二五”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环境绩效的下降。从构成看，环境绩效的变动是技术进步与效率退化交织的过程，技术进步是推动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动力，且其中存在规模效应。环境效率的演变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路径依赖，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跨级变化，且相邻地区间环境效率显著正相关。此外，“俱乐部收敛”特征明显，各地区环境效率存在“弱者越弱、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再次，基于产出密度函数推导出的变量关系，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工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在工业集聚初期，其对环境绩效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有利于环境绩效改善。进而，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环境绩效的空间依赖特征和工业集聚、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经济和地理邻近地区间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工业集聚与周边地区环境绩效也呈“正U型”关系，环境规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前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并采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工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结果显示，绿色创新、要素错配、区域分工和结构扭曲是工业集聚影响环境绩效的有效传导机制。在工业集聚初期，不利于绿色创新、恶化要素错配、阻碍分工深化并加剧结构扭曲；当工业集聚程度迈过拐点，它有利于绿色创新、配置优化、分工深化和结构改善，从而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缓解要素错配、深化区域分工、纠正结构扭曲实现的。同时，工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存在协同作用。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工业集聚的拐点持续左移，更早实现集约化生产，提升环境绩效；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加深，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提高。在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从推进区域联动、优化产业布局和加强环境治理等方面为生产端和治理端协同发力，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改善环境绩效提出了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