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在位虽不到6年，但他已经为后来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后周立国时，辽国占有幽云地区，侵入河朔， 北汉割据河东； 归义军、定难军、西州回鹘分割了河西陇右的土地； 后蜀越过汉中盆地占有秦凤成阶四州，再加上南唐与南平， 这使后周处于七个政权包围之中，辖地绵长千里,，对辽、蜀等对手多在同一地形条件下对峙,，彼此缺乏自然屏障，所以后周的周边形势很不利。”（张晓东《周世宗的统一活动与漕运政策 》）而得到幽云之地的契丹已非往日可比，此时契丹因得幽云之地而占据地利，“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救，馀多败衄，纵得亦不偿失。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固然也。”（辽史卷36）幽云十六州还成为辽朝南下攻掠中原的基地，后来河北民众惨遭杀害就与此有关，而且这些地区的“人”“物”让契丹人进一步强大起来，后来金朝群臣在讨论燕云归属时就说：“且北朝所以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也。今一旦割还南朝，不惟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以临制南方，坐受其弊。”（三朝北盟会编卷4），因此有“会同初，太宗灭唐立晋，晋献燕、代十六州，民众兵强，莫之能御矣。”（辽史卷34）的说法。而当时辽穆宗亦有进取之心，林鹄指出：“总而言之，穆宗初年，对于进取中原相当积极。他连年出兵与北汉组成联军，并联络南唐建立三方同盟。辽朝南下政策之转变，发生在应历四年高平败后。一方面北汉受到重创，其势渐颓，另一方面穆宗领教了柴荣之英武后，可能自此不敢小觑后周，遂转趋稳健，不再轻易南下。”又说：“周世宗乃一代雄主，这是周宋以降的共识，亦是现代史家的定评。五代之纷乱至此渐趋平息，中原重新开始统一。承柴荣之基，赵匡胤之大宋王朝亦蒸蒸日上。契丹遇此二劲敌，徒唤奈何，惟叹天不助辽也!”（林鹄《辽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兼评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柴荣并非完美的圣君（聊点争议点）
柴荣军纪固然有较差的地方，如征伐北汉时，“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帝闻之，始有兼井之意，遣使往与诸将议之，诸将皆言‘刍粮不足，请且班师以俟再举。’帝不听。既而诸军数十万聚于太原城下，军士不免剽掠，北汉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通鉴卷291）但是柴荣本心并非如此，只因军士过多而致，柴荣“闻之，驰诏禁止剽掠，安抚农民，止徵今岁租税，乃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发泽、潞、晋、绛、慈、隰及山东近便诸州民运粮以馈军。”（同卷291）可见其并非以掳掠激励士兵之人。
之后军队撤退太原城下，“然军还忽遽，刍粮数十万在城下，悉焚弃之。军中讹言相惊，或相剽掠，军须失亡不可胜计。”（通鉴卷292）
此处正好暴露柴荣所针对的军队作战力较差的问题的改革必要性。由此柴荣对此改革，遂有“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之效。
措施主要为：招募草莽勇士和藩镇精兵来补充禁卫，又精选士卒，正式设立了与侍卫亲军司分庭抗礼的殿前司。
“诏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为强人。帝以趫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至有朝行杀夺，暮升军籍，雠人遇之不敢仰视。帝意亦患之，其后颇有不获宥者。”（旧五代史卷114）又有高平之战后的“帝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癸亥，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嬴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通鉴卷292）
征伐南唐时有“太祖皇帝遣使献皇甫晖等，晖伤甚，见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于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向日屡与契丹战，未尝见兵精如此。’因盛称太祖皇帝之勇。上释之，后数日卒。”（通鉴卷292）
可见柴荣整军之后，军队战斗力上升之大，连与契丹作战之勇将也不得不叹服，又怎能以初攻太原之败来否定柴荣整军之效？
此外还有杀北汉降卒一事，
但《旧五代史》卷124记载：“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阵所得降军数千人，署为效顺指挥，命（唐）景思董之，使于淮上。”
可见当时周世宗杀戮降卒中的北汉军仅仅占据少数而已，而杀者多为临阵倒戈之将士，而倒戈之士仅步兵就有千余，可知世宗虽有好杀，但并非那么可怕。
而从其他事例也可以看出这点：
同为高平之战
又有征伐后蜀和南唐也是善待降卒，可见事情并未如此简单。
周世宗征淮南军纪问题固然激起白甲兵之变，然而也是五代风气，评价绝不能脱离这个背景。
不可否认，柴荣征伐南唐确实有着极其严重的军纪行为，而且之前征伐北汉也是如此，柴荣及时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立刻改正，但是柴荣并未做到，这是柴荣一大失职。
还有屠楚州一事实显世宗民贼之性。
可见当时后周军队攻楚州久不下，为此伤亡甚多，后周世宗柴荣为此颇为震怒，甚至下令屠城。
从这个角度确实应该大力抨击柴荣的残暴。
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当时恶劣环境的影响（指军纪，屠城是不能洗的），同时期后唐军纪也是如此糟糕，“初，唐兵之来，建人苦王氏之乱与杨思恭之重敛，争伐木开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问。”（通鉴卷285）
后梁姑且不论，如沙陀武人之军纪之差众所周知。李克用兵因“时（893年）岁饥，军乏食，脯尸肉而食之。”（旧史卷26）克用兵曾“大掠晋、绛，至于河中，赤地千里”（新史卷4），又“数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窥山东，三州之人俘掠殆尽，赤地数千里，无复耕桑者累年。”（新史卷42），又有“大出师攻魏博，屠陷诸邑”（旧史卷29）不仅对外，即使对内也是如此，李克用“稍优宠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竞。”（旧史卷27）又有“初，武皇稍宠军士，籓部人多干扰廛市，肆其豪夺，法司不能禁。”（旧史卷53）因此“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动违纪律，人甚苦之”（旧史卷26）《北梦琐言》有：“庄宗刘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时年五六岁。”《新五代史》更是直言：“后生五六岁，晋王攻魏，掠成安，裨将袁建丰得后，纳之晋宫，贞简太后教以吹笙歌舞。”即使李存勖上台整肃军纪后也不能免俗，战于夹河“诸将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遗(冯）道，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新史卷53）可见军人掳掠之风由来已久，至庄宗而不能改。且庄宗岂无杀降卒，纵兵虐民一事？“（张）源德已死，贝人谋曰：‘晋围吾久，吾穷而后降，惧皆不免也。’乃告于晋曰：‘吾欲被甲执兵而降，得赦而后释之，如何？’晋军许诺，贝人三千出降，已释甲，晋兵四面围而尽杀之。”此为许诺不死而后杀，比之周世宗如何？
朱温残暴好杀、纵兵虐民之事不亚于李克用父子。比如朱温“生擒贺瑰、柳存、何怀宝及贼党三千馀人。是日申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帝曰：“此乃杀人未足耳。”遂下令尽杀所获囚俘，风亦止焉。”（旧史卷1）手下多屠城事迹，如朱友宁“首攻博昌县，月馀未能拔。太祖怒，遣刘捍督战。友宁乃下俘民众十馀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旧史卷12）“明年（912），太祖北征，令师厚以大军攻枣强，逾旬不能克，太祖屡加督责，师厚昼夜奋击，乃破之，尽屠其城。”（旧史卷22）又有掠夺百姓之事，“往因梁太祖渡淮，军士掠民牛以千万计”（旧史卷112）则后梁征淮南掠夺与周世宗略同。
再有如李从珂、李从厚为争取军人欢心，李从厚“乃出银绢钱厚赐于诸军。是时方事山陵，复有此赐，府藏为之一空，军士犹负赏物扬言于路曰：“到凤翔更请一分。”其骄诞无畏如是。”（闵帝纪）又“初，末帝（李从珂）起自凤翔，大许诸军厚赏。洎至洛阳，阅内库金帛不过二三万，寻又配率京城户民，虽行捶楚，亦所获无几，末帝忧之。”（旧史卷93）所谓“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初，帝离岐下，诸军皆望以不次之赏，及从至京师，不满所望，相与谣曰：“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其无厌如此。”后来李守贞欲效李从珂故事，“官军初至，守贞以诸军多曾隶于麾下，自谓素得军情，坐俟扣城迎己，及军士诟噪，大失所望。”（旧史卷109）如冯道所言：“守贞在晋累典禁兵，自谓军情附己，遂谋反耳。今相公诚能不惜官钱，广施惠爱，明其赏罚，使军心许国，则守贞不足虑也。”（《五代史阙文》）然郭威以此谋取社稷。此外刘知远也有杀降卒之事，“及契丹以全军赴难，大破张敬达之众于晋阳城下，有降军千馀人，晋高祖将置之于亲卫，帝尽杀之。”（旧史卷99）“及重威请命，琏等邀朝廷信誓，诏许琏等却归本土。及出降，尽诛琏等将数十人，其什长已下放归幽州，将出汉境，剽略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枢密副使郭威，录重威部下将吏尽诛之，籍其财产与重威私帑，分给将士。”（旧史卷109）
柴荣承接之兵实不能战。（“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嬴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通鉴卷292））而且军纪败坏也是因袭前代，但屠城确实是不能原谅的。
郭威入京也是遇到类似的军纪败坏局面。
因此赵匡胤说：
此外柴荣后期军纪有所改善也是事实（向训到前线后）
今人讥其伐幽云轻进，侥幸一胜，其实与古人略同，欧阳修所见如下：
然而当时确实有可乘之机，也确实给契丹造成震动。
且据《辽史》，当时辽穆宗直到19日才能赶到南京（幽州），而且当时南京留守萧思温实为庸才，燕京民众（也就是上文所引的蕃部）纷纷逃入西山。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不是柴荣病重撤退（5月2日），辽穆宗会不会赶到幽州（19日）也是很成问题，虽然所谓的汉地还汉自然值得质疑，但是辽穆宗是否愿意为了汉地全力以赴，或者拼力与周一战，其中是否有懈怠之意，也是值得思考的。
但是也有可以忧患的地方，比如将领信心不足，并且以为契丹军聚集在幽州以北（但是也无妨，毕竟顶着将领反对意见打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此外还有水运方面的客观因素：
如此，胜败未定才是比较适合形容这场战役。
此外，柴荣如内政措施，以下引用我之前在芝兰学社的旧文（略有改动）：
因此欧阳修说：
然而也不能忽视柴荣本身一些严苛的缺点，也就是题主提到的严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