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社会，“人”和“民”这两个概念的阶级内容一般说来是有区别的。“人”指奴隶主阶级，而“民”则指奴隶和一部分平民。春秋时代，奴隶社会开始瓦解，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日益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旁边，新兴的地主阶级成长起来了。
他们采用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使一部分奴隶转化为封建的依附农民。那时候，除了奴隶和平民所进行的反抗斗争以外，在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生气勃勃的新兴地主阶级要夺权，要建立本阶级的统治，他们代表了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
阶级关系的变动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里，“人”和“民”这两个概念的内容也开始有了变化。“人”已不仅指奴隶主阶级，也指新兴的地主阶级。其主要地仍然是指奴隶，同时也包括了一部分平民和由奴隶转化而来的封建依附农民。孔丘说“仁者爱人”，他爱的只是奴隶主阶级。既不包括奴隶，也不包括封建依附农民。
战国时代“民”的阶级分野
战国时代，阶级关系继续大分化，大改组。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胜利，主要的直接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封建个体农民了。各国地主阶级经过和奴隶主阶级的反复较量，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夺得了政权。地主阶级管理代替奴隶主阶级管理的结果，使得奴隶主阶级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
他们当中有的人虽然还拥有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实力，但更多的人由于国破家亡，已经丧失旧日的天堂，而沦落到了“革门圭窦”的境地。在这个社会关系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人”和“民”这两个概念也失去了原来的含义。从战国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专称了。
阶级关系的变动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里，“人”和“民”这两个概念的内容也开始有了变化。“人”已不仅指奴隶主阶级，也指新兴的地主阶级。其主要地仍然是指奴隶，同时也包括了一部分平民和由奴隶转化而来的封建依附农民。孔丘说“仁者爱人”，他爱的只是奴隶主阶级。既不包括奴隶，也不包括封建依附农民。
战国时代“民”的阶级分野
战国时代，阶级关系继续大分化，大改组。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胜利，主要的直接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封建个体农民了。各国地主阶级经过和奴隶主阶级的反复较量，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夺得了政权。地主阶级管理代替奴隶主阶级管理的结果，使得奴隶主阶级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
他们当中有的人虽然还拥有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实力，但更多的人由于国破家亡，已经丧失旧日的天堂，而沦落到了“革门圭窦”的境地。在这个社会关系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人”和“民”这两个概念也失去了原来的含义。从战国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专称了。
它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划分成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两大阶级。“民”在封建社会中则通常被用来作为和“官”相对立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的称呼。士、农、工、商，称为“四民”而实际上，“民”的内部同样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分野和对抗。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劳动生产者，他们构成了“民”的主体。但是，那些不当官的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也往往自称或被称为“民”。
和《论语》中关于“民”的概念不同，战国诸子所谈到的“民”，其阶级属性已经复杂得多。《商君书·错法篇》所说的“民”，显然是指那些由于立下军功或向国家纳粟而得到官爵的新兴地主。这里所说的“豪杰”和“奸民”，则主要是指那些不事耕战，而专以诗书取富贵的游说之士。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破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子弟。对于这种人，法家是深恶痛绝的。
把一批贪生怕死、游手好闲、奸伪狡诈的家伙，誉为“贵生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等等，这种舆论是何等的颠倒!相反，在韩非看来应该受到尊重的人，反而受到了轻视。
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民”的阶级分野，但他却看到了“奸伪无益之民”和“耕战有益之民”的区别。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立场上，高度赞扬了后者，而对前者则严加痛斥。他所谓的“耕战有益之民”，是指新兴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自耕农民，而所谓“奸伪无益之民”，则主要是指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势力。
如上所述，在战国时代，“民”并非专指劳动人民，而是划分为不同阶级的。了解了战国时代“民”这个概念内含的复杂性及其阶级分野，我们就不难拆穿孟柯所鼓吹的“民为贵”究竟是什么货色了。
“君为轻”是对法家算君思想的反对
《仪礼·丧服传》:“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日君。”在先秦文献中，天子、诸侯和卿大夫都可以称为君。孟柯所说的“君为轻”，究竟是指天子，还是指诸侯和卿大夫，或者是包括了天子、诸侯和卿大夫都在内呢?
孟柯在“民为贵，社援次之，君为轻”这句话之后说:“诸侯危社援，则变置。牺牲既成，集盛既粼，祭祀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樱。”这里没有谈到天子可以变置，决不是无意的疏忽。当孟柯说“君为轻”时，他主要是针对各国的诸侯而言，并不包括奴隶制的周天子在内。在《孟子》一书中，凡是谈到“君”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指各国的诸侯，类似的例子还不少。
既然孟柯所说的“君为轻”，矛头主要针对着新兴封建国家的国君，那么，在分析这个口号有无进步意义时，我们首先就要看一看当时的国君—王权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战国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历史条件不同，但在分裂割据的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的王权，亦即封建的中央集权，无疑也是进步的因素。因为只有王权才有足够的力量铲除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只有王权才为消灭分裂割据和实现统一提供了条件。“王权在混乱中代衰.秩序”。“一切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所以，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法家，都竭力主张提高王权。
商秧他指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商君书·修权篇》)因此，他明确地提出尊君的主张:“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百姓畏刑。”(《商君书·君臣篇》)商秧、吴起等法家在各国所推行的社会改革，都是靠王权的大力支持才取得了成绩的。
而他们所推行的改革又反过来大大加强了王权，结束了奴隶主贵族把持政权的局面。吴起认为楚国之俗。使楚国的国力一时大为强盛。但由于悼王很快死去，楚国的旧贵族搞了一次混乱，吴起遭到了杀害，而楚国的社会改革也从此夭折。商软在秦国执政十多年，得到秦孝公的充分信任，社会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
因此，当孝公死后，秦国旧势力阴谋时，商轶虽然遭到伤害而不得不出走，但他所推行的变法已经行之久远，再也不是旧势力所能扼杀的了。商秧变法和吴起变法的结果不同，但它们都说明了进步的王权在当时社会改革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孟柯鼓吹的“君为轻”，是与法家的尊君思想相对立的，是对后者的一种反对。他提出“轻君”的口号，并不是出于公平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或贬低君主的权威。相反，他和孔老二一样，对于维护奴隶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套旧秩序是不遗余力的。他曾经大骂杨朱和墨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他之所以提出“君为轻”，只是因为他对支持新兴势力的王权十分仇视，总想恢复奴隶制的旧秩序。在孟柯看来，“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而那些只知道耕战的诸侯，就是“不仁而在高位”的“暴君”。所以他气急败坏地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殊不知，他这套说教正好说明他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对派。
结语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凡典推翻一个政权，总县先造成典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了破坏新生封建国家的政治威信，以便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实行恢复。他宣传“诸侯危社极，则变置”，更是直接号召推翻刚刚建立起来的在当时还是地主阶级管理。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尽管孟柯东奔西走，声嘶力竭地为奴隶制大造舆论，新兴的封建国家并没有垮台。它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蒸蒸日上，发展壮大。到了秦始皇时代，终于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新的瑰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