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乡要分几个阶段来论述。从五十年代开始全面学苏，解决城市冗员，就是把年轻人发到边远地区。此举在文革前基本上是成功的，虽然始终存在两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仍然持续开展，并延续到文革期间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个阶段的模式基本上是兵团和农场，知青享受体制内的待遇，要求知青“扎根”“一辈子”。
七十年代以后是“小知青”时代，下乡知青不是去当农民，纯粹一种待业方式。由生产大队提供后勤，生活有保障。不承担生产队职务，也不当饲养员或机耕员，没有“一辈子”之说，仅仅是“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不成文的规定“再教育”两年毕业，回原城市分配工作，不占用村里的农转非指标。
只有对“老三届”插队知青的要求，是既要”接受再教育“，为的是以政治口号掩盖六届中学生同时毕业造成的就业危机，把就业危机转嫁给农村；又要有“一辈子”“扎根”的口号，为的是和此前的兵团、农场模式混淆起来，否认这是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否认这是一种待业方式的实质。
但就是这个新生事物，直接侵害到了农民的利益：和农民争土地、争资源，争地方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农转非指标。这种赤裸裸把就业危机转嫁农村、转嫁地方的模式，引起了老邓所说的第三个不满意：农民不满意。
中国的事情，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到以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民推车挑担支援解放军，都是农民的态度决定命运。尽管前两个早就存在、却没有起根本作用的“不满意”，这第三个“不满意”最终引起了全面的失败。
老三届插队知青的生存困境首先引起了注意，被反映到中央以后才有了“容当统筹解决”的“最高指示”。当插队知青的待业实质逐渐浮出水面以后，故意混为一谈的“扎根”“一辈子”就砸了自己的脚，兵团知青借助实际上待业的插队知青的“混为一谈”，提出“要回家”。不但文革中的兵团、农场知青纷纷返城，连文革前支边兵团知青的相对成功，也因此被波及、被动摇。“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引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止，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从此以后正式推出“待业”这个词汇，城市冗余劳动力就地等待，不再去农村边疆。没有新上山下乡，以前曾经被知青管理部门认可的的这部分人，就成为永远的——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