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小说之外的读者而言，“卖血”无疑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例外事件。但在《许三观卖血记》的语境中，作为例外的“卖血”却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至成为稳定的日常生活得以按原样维系下去（甚至是迎来某种程度的改善）的支柱性存在以及许三观本人自我认同的关键来源。每逢家庭遭逢重大变故，许三观都选择通过卖血以渡过危机；在为妻儿表演的“嘴巴炒菜”的大戏中，他为自己炒的菜就是作为卖血流程之一的炒猪肝；及至小说结尾，意识到自己的血已经没人要的老年许三观陷入了精神崩溃，在大庭广众之下无声地痛哭起来。
从例外转变为日常，这正是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所达成的最令人震惊的文学效果之一。这一转写得以实现，首先源于他对小说情节的有力把控。这种把控不仅仅是让一系列有必要以卖血的方式才得以克服的危机降临在许三观一家头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十二次卖血这条故事线之外，余华还内置了另外一条故事线：许三观一家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三十余年来感情裂痕逐步弥合的过程。由此，作为一种例外事件的卖血及其背后作为更大的例外事件的种种灾祸，由于来自家人的抚慰而柔和化了。三十余年的艰难困苦反过来锻造了一家人深厚的情感羁绊。本来溢出日常之外的例外事件，最终被作为日常具象化的家庭所回收。这种回收在小说结尾得到了尤其鲜明的体现——面对因为卖血没人要、忧心于日常无法维系而惶恐不安的许三观，许玉兰对三个儿子“你们爹全是为了你们，一次一次去卖血”的厉声斥责，以及她在胜利饭店为许三观要来的三盘炒猪肝、六两黄酒，既是将卖血彻底纳入家庭的逻辑之内，更是作为最亲密的家人帮助许三观走出在日常中无从进行自我定位的精神危机。当许玉兰在饭桌上从家庭的角度历数沈血头之不堪从而为丈夫出气时，一度以为自己被日常抛出的许三观，再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日常的可靠存在。
除却故事情节的精心设置之外，《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同样在“例外成为日常”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余华研究者们均注意到进入九十年代后余华对“先锋”的远离和向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回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美学被经典的现实主义范式所框定。具体而言，余华在典型的线性叙事之内嵌入了重复叙事，通过对句段和场景的重复，有意延缓了叙事速度。小说中首先容易为读者所注意到的重复叙事，莫过于邻里议论一乐的生父并非许三观而是何小勇，以及许玉兰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啊”的哭嚎——余华在这两处使用了几无二致的段落。但真正值得注意的重复是余华对于十二次卖血经历的呈现。尽管在第一次卖血中，阿方和根龙已经详尽地向许三观（也包括读者）介绍了从大量饮水到讨好血头再到事后在胜利饭店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的卖血全过程。然而之后的十一次卖血中，余华却不厌其烦地重复上述固定流程。此中要义在于，每当余华不吝笔墨地重述这一过程，他事实上就是将卖血拆解成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的喝水吃饭、人情往来等具体步骤，卖血这个万不得已的救急之举理应具有的压迫力和冲击力，就在这种重复中持续遭到削弱。
最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的是第七次至第十一次卖血。尽管此时许家人正面临着空前重大的危机，许三观需要用此前未曾有过的频率不断卖血以凑齐医药费，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小说外的读者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许三观卖血后拿着钱给一乐治病；但余华仍然雷打不动地依次描写喝水、向血头求情、吃猪肝喝黄酒。然而，正是通过这种重复，时间的流逝被人为地延缓，例外事件（特别是“频繁献血”一事）所应有的紧张感和迫切感在最大程度上被冲淡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某种按部就班和例行公事。尤其是当许三观将卖血的流程向来顺、来喜兄弟二人娓娓道来、不断地提醒他们相关注意事项时，无论是许三观以近乎赌命的方式为儿子凑钱的惨烈本质，还是作为笼罩性阴影和卖血直接目的的一乐的病情，实际上都远离了叙事现场。留下来的只有卖血这一行为本身。我们从中所看到的只有许三观以一种极具中年感的淡然态度，将自己人生中某个既需要认真对待、但又不值得有意识地铭刻于心的组成部分和盘托出。此时许三观的姿态正是当年阿方和根龙的姿态，甚至他使用的话语都和二十多年前的这两个农民别无二致。小说的重复叙事，至此达到极致。卖血之于许三观的实然性也由此显露无疑，余华对卖血的去价值化亦随之达成。这正是“例外成为日常”的关键一招。需要指出的是，“重复”正是日常的一个关键特质。一方面，这是通过数量上的累积来消解“例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如果说日常象征着一种超稳定状态，那么倘无“重复”，则日常必不可少的“确定感”就无从谈起。也正因为此，日常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应然”和“价值”来证明其可贵，它存在本身就是它的意义，它的吸引力就来源于这种“重复”以及由此带来的“确定感”。而余华对许三观十二次卖血的重复叙事，既是一再强化卖血之于日常的不可或缺性，更是赋予卖血这一例外事件以日常的特质，使其真正与日常无缝融合。甚至更进一步地，在许三观一家所面对的一系列超出预期的突发事件中，每每得到余华着力描写的卖血固定流程，反过来成为了例外事件中仅有的可供许三观把握、能够提供稳定预期的存在。原本因为灾祸的降临而摇摇欲坠的日常，恰恰是在卖血这件事上重新找到了稳固支撑点。
而饶有意味的是，经由内容上的把控和形式上的设计所促成的“例外成为日常”，所通向的不一定是启蒙主义式的批判内核。在围绕《许三观卖血记》所展开的文学批评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家重视许三观对卖血的麻木态度，并试图从中挖掘文本背后的国民性批判立场。然而，余华在小说中所呈现的姿态难言尖锐。许三观固然在严重的生存压力下愈发频繁地卖血以渡过危机，但余华却实实在在地让他的卖血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家人。许三观一家固然经历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但余华却有意将跃进、文化革命、上山下乡、知青回城等重大事件悬置，紧紧聚焦于主人公奋力求生的姿态，并为这种挣扎提供了一个喜剧式的结局：五口人不但最终安然无恙，甚至物质生活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在明晰了这一点的基础上，与其认为余华意图揭示卖血由例外成为日常的荒诞本色，并对蕴藏其中的不合理性予以反讽和抨击；不如说他也有意无意地认可了日常对卖血的回收。经由家庭生存危机切实可感的缓解（甚至是处境的改善）以及余华的重复叙事，卖血背后的辛酸与无奈被淡化了。当许三观在胜利饭店一边满足地吃炒猪肝喝黄酒、一边听着妻子帮自己出气时，读者所能体悟到的更多是家人之间彼此支持的温馨，以及因为主人公苦尽甘来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放松；卖血以维持家计的悲剧意味至此尚有多少残余，是令人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许三观卖血记》的真正内核并非“从来如此，就对么”的启蒙主义批判，而是对包容万物、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的温情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