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我言语太冲，那我改一下吧。
今年应该算我使用知乎的第六个年头。当我打开APP，知乎的开屏slogan已经变成了“有问题，上知乎”，但这个平台对我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当年的那句“发现更大的世界”。
发现更大的世界，知乎提供了一种视野上的拓展渠道，但更弥足珍贵的则是方法论上的共鸣。在当时的知乎，你不难找到愿意和你交流，而且知道自己在交流的到底是什么的同好。当然，阳春白雪是不可能长久的，当你在社会磨砺十几年之后，就必须承认这点，所以对于今天的知乎，我也并无什么怨言，毕竟世界本来也就是这个样子。虽然不情愿，但这其实也是一个发现更大世界的过程。
尽管已过而立，但我依旧时常对许多交流感到无力，在今天，这样的无力也就更加频繁。抽象的形容总是不如实际举例来的直白，就如同这个问题一样，我们到底在讨论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三个问题——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山火发展到今天，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或许还可以延伸到它会对当下，以及未来产生什么影响，而我们又如何从中汲取教学。一切围绕这个主题的讨论，都不算偏离我们讨论的主题，在我看来都是颇有意义的。
但显然，在针对这场山火的讨论中，许多讨论游离在主题之外。尤其是对于简单的将澳大利亚的森林消防能力与中国相对比的言论，我更是难以理解，因为在我看来，这样的对比不仅毫无意义，更不能得出是因为澳大利亚的体制差异、国民性的优劣或消防能力的强弱的差异是导致了山火蔓延至今的核心原因这个结论。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每一次重大灾害的来临，都是对人类应变能力的大考。技术的提升带来了应对能力的提升，但技术的发展是有限的，这必然导致在现在的技术程度下，人类不可能对任何灾害都应对自如，譬如海啸、地震、以及山火。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最近4个月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19-20年的火季灾害。但这是否能充分说明澳大利亚的消防能力不够强呢？
强弱是个相对的概念，判断强弱的最关键因素，取决于和它对比的那个参考系。福原爱的乒乓球技术比你我强得多，但在大魔王面前，只能被打到哭。那你说她是强还是弱？这要看你把她和谁去对比。张怡宁可以说她弱，但你我，不行。
如果要和扑灭这场大火所需要的能力来对比的话，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澳大利亚不够强。但这能不能说明相比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其他232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的森林消防很弱呢？不能，因为参考系变了，你只有把它和各国及地区的森林消防能力横向对比了之后才能得到结论。
很多知友包括本问题的提问者说到，中国很快就能扑灭山火，而澳大利亚四个月还不行，这不就是横向对比了吗？结果导向当然是可以的，就像分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生的学习能力，但前提是——得让这些学生做一样的题。中国的山火和澳大利亚的山火截然不同，澳大利亚的火灾有许多极端的独特性（后边会讲到），这就让这个对比失去了意义。
怎么理解我上边这段话呢？就比如我们人类现阶段的技术水平就是小学水平（虽然不严谨，但是可以想一下《三体》）。中国是这所小学里的前几名，在十几年之前，我们的同学澳大利亚的学习成绩不错，有不少科目比我们中国还要好。或许到了今天，中国的成绩突飞猛进，甚至在某些科目反超了澳大利亚，也只能说明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学霸，只不过是谁更靠前一些的问题。
然而这一天拿了一份高考试题让澳大利亚做，澳大利亚当然GG了，这个结果可以说明高考试题对他来说太难了，他现在的水平胜任不了，但不能说明相对于这所小学的其他学生，他是一个学渣。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确定澳大利亚是这所小学的学霸呢？
那就是我原来引用的几篇文，我原封不动的放在这里：
许多朋友注意到，前两篇文时效性不佳，这十几年里中国森林消防能力肯定随着国力提升而提升，但这只是影响到中国和澳大利亚排名的问题。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属于森林消防能力比较强的几个典型国家，都算是这所小学的学霸，可能之前中国是第四名，澳大利亚排在前边，即便现在中国冲上去了，成了第二或者第一（实际上这恐怕还没有），那也不会影响到排在前四名的澳大利亚依然是小学里的学霸这个事实。
况且根据18年底成立的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教研室主任张勇的说法，截止到2019年初：
当然，中国和美国、澳大利亚的购买力平价（PPP）是有差别的，但这个差别绝不至于夸张到20-30倍甚至更高。显然，我国的防火资金投入还有很大短板，基础建设也还处于发展阶段，中国这个学霸还没强大到有把澳大利亚完全超越，更没达到独步这所技术小学的程度——也就是说，让我们去做这套高考题，也没想象的那么容易。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论文是水的，这些报道是骗经费的，这些考察培训是公费旅游的，但我想请各位明确一点——你所赞扬的中国森林消防的强悍或辉煌，正是这些人缔造的；当国内发生森林火灾时，正是他们站在火灾最前线；每次扑救牺牲的烈士，正是他们的同事、朋友和爱徒，甚至他们自己也常常需要直面这种风险。和躲在屏幕后的，距离火场十万八千里的你我而言，即便再水，他们的言论也更客观和可信。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澳大利亚山火蔓延至今呢？其实结论非常简单，而且完全不涉及立场、客观与否的问题——这是因为这场山火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能力。
我们先说一说为什么澳大利亚森林消防要做的考题比中国难得多。
尽管国土面积和中国相差并不悬殊，森林覆盖率和中国也旗鼓相当，但澳大利亚的森林形态却和中国迥然不同。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理环境带来了各地气候条件的差异，由孕育出各地不同的植被特色：在我东北和西南亚山地，针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占据主流，南方山地地区，常绿阔叶林和松杉林更为常见，华北山林上，落叶阔叶林和侧柏林构成了基本的底色，而在海南，台湾和云南南部，还有热带季雨林分布，要是从树种上区分，中国的森林植被恐怕就更为多元。
但在澳大利亚的森林里，桉树是唯一的主角。这片大陆是桉的演化中心，今天被命名分类的七百多种桉树中，只有剥桉( E.deglupta) 、尾叶桉( E.urophylla) 不在澳大利亚分布[6]。而在澳大利亚4000万公顷“真正的”森林面积中，桉树独占了其中的七成。如果从树种来看，桉树和槭树更是占到97%！和考拉，袋鼠或鸸鹋相比，桉树更有资格成为澳大利亚生物的代表。
当一类树木占据了林地如此高的比例时，这类树的属性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片林地的属性，而桉树最核心的属性就是——易燃。
小学生都知道，燃烧三要素是助燃物，可燃物和着火源。在自然开放环境下，助燃物也就是空气中的氧是不可能被阻断的，雷击等自然现象也足够成为一场山火的罪魁祸首，那么决定这场火是否能烧起来的，能燃烧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取决于林地中是否有足够的可燃物了。
在提供可燃物这件事上，很少有什么植物做的比桉树更“出色”了。在2017年，葡萄牙人就把近年来林火频发的矛头指向了在该国广泛种植的桉树，该研究指出，桉树富含的挥发性油脂使其更容易助长林火，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也早就盯上了这种树，他们发现，同等面积、同样长时间里，桉树林积攒的可燃物总量几乎可以达到橡树林的3倍。
除了桉树自身的易燃特点之外，澳大利亚夏季持续的热浪，干旱和狂风，更是让桉树林成了一个实足的燃料桶。每年春末到秋初，澳大利亚就会迎来一个长达3-5个月的火灾危险期。
近几年不断出现的极端天气，更是让这个危险期不断拉长、加剧，这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提到气候变化时，很多人总是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全球变暖。全球变暖当然是气候变化的一个特征，但绝非全部，气候的极端化才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问题。在20世纪的前两个十年，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正在以几何级数扩大，以澳大利亚为例，变化的不仅是平均温度的上升，还有持续十几年、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干旱少雨和夏季热浪。
当林火的一切必要条件都已经具备时，一场意外的闪电，或一次宿营的火星，反倒是导致一场火灾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环节了。
如此看来，澳大利亚的桉树简直太悲剧了，自己本身就很易燃，又恰好生在一个很容易导致森林火灾的环境中，那么按照@超级大国王 的回答中认为的那样，“森林这种东西，烧没了就没了，里面的植物动物也就死光了，基本不可能恢复”，那岂不是发生一次森林大火，全澳大利亚的桉树（也就是全澳大利亚7成的森林）就完蛋了吗？
这恰恰和桉树林的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火这种东西，是桉树最不怕，甚至最迫切希望出现的。
草木可以燃烧，火焰能杀死植物的活性细胞，这是人们认为植物容易在山火中受到伤害的逻辑基础。但面对火焰，植物并非完全无能为力。早在人类活动频繁之前，火早就是自然界中的常见现象，而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许多植物也逐渐具备了对火的防范能力——一些植物用厚重的树皮阻挡高温对细胞的伤害，还有的树木将树冠高高挑起，避免火苗攀爬到更高的高度，这都是植物减少自身受到火焰伤害，或阻挡火势持续扩大的策略。
但桉树却似乎完美的避开了这些“防火天赋点”，反而把“引火上身”天赋给点满了。它们释放的挥发性气体成了火焰快速向树冠和周边蔓延的高速公路，一旦桉树林起火，就很容易极其快速的扩散，甚至许多常见的森林防火方式都不管用——隔离带？余烬的飞灰飘落到隔离带对面的桉树林里，都很有可能在挥发性油脂的帮助下再次起燃。
助长火势，其实正是对桉树最有利的局面。和其他树一样，桉树也有阻挡烈焰的树皮，但在桉树的树皮下面，还有一些休眠中的芽，而唤醒这些芽的条件，就是外界的高温灼烧，当森林大火席卷一切后，快速萌发的休眠芽让桉树可以第一时间占据“灾后重建”的有利地位、最充分的利用灼烧后的草木灰营养、最早抢占林地里宝贵的阳光，还有一些桉树的种子必须要在大火后才会被释放，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也就是说，桉树的易燃其实是一种演化上的策略，虽然自己也难免在火灾中受损，但自损八百换来的是确实彻底消除森林中的竞争对手。一些研究表明，每当发生一次森林火灾，澳大利亚森林中的桉树占比就变得更强势一些，还有考古证据认为，在澳大利亚土著登陆这片大陆之后曾不断地人为放火驱赶林中的猎物，在这个过程中，桉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澳大利亚原生植物中和桉树这样的对火产生了适应、甚至会用火灾为自己谋利的并不少见，这里独有的草树属植物把花絮高高抬起躲避烈焰吞噬，而又利用高温促使自己开花结果。一些动物也学会了在火灾中牟利，黑鸢（Milvus migrans）、啸鸢（Haliastur sphenurus）和褐隼（Falco berigora）甚至会抓起正在燃烧的枝条，引燃附近还没有起火的草甸上来烧死或驱赶猎物，上世纪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消防员迪克.尤森在扑灭矿山火灾时就亲眼目睹了一只啸栗鸢不断蓄意放火的全过程——而且还是连续7次[7]。
在这次澳洲大火中被列入受害清单头名的考拉，在澳大利亚火灾生态中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能为力的角色。考拉不能像一些行动迅捷的动物那样逃离火场，一片桉树林火灾必然会对生活在这里的考拉种群带来很大影响，但考拉选择桉树林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桉树油有毒，这使得大多数和考拉有潜在竞争关系的生物对桉树避之不及，考拉相当于独占了桉树林的生态位，而在火灾中愈发兴盛的桉树林在快速恢复后对考拉的承载能力也在增大，附近林地中的考拉扩散到重生的桉树林中，也会发展出更壮大的种群规模。化石证据显示，早期考拉生活在雨林中，但中新世时期的澳大利亚逐渐变干，桉树林逐渐取代雨林，一支适应桉树林环境的考拉也随之兴盛，并最终在距今10万年前达到顶峰，之后，澳大利亚土著的到来给许多大型本土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考拉种群在经历快速下滑后，还是在一个较高的位置稳定下来。这很可能和土著人不断放火烧林导致桉树林面积越来越大、考拉虽然需要面临土著的猎捕，却也又因为桉树林的扩大而弥补了这部分损失有关系。
也就是说，虽然澳大利亚联邦犯罪调查局认为今天的澳大利亚森林火灾中的6成与人为活动有关[8]，但谁也不会否认，在人类来到澳大利亚之前，火灾就已经是这片大陆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9]。
对于森林火灾，桉树已经适应，包括考拉在内的许多生物也已经适应，但现代人类的城市和村庄却不是那么容易适应火灾。人类活动是复杂的，森林火灾也是复杂的，两种复杂活动相碰撞，就会让事态呈现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城市规划上面。澳大利亚的许多人类活动直接发生在森林的边缘，一些城市和森林直接接触，没有任何缓冲空间，这当然蕴含着风险，直到火灾以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方式将其纠正，这是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更容易影响城市的原因，也是迫使澳大利亚人做出改变的动力——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城市规划思路发生了转变，认为减少自然灾害的重点除了传统的防灾减灾之外，还要提升城市的灾难适应性，这就是“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10]。
那么，澳大利亚的大火是否可以全部归结到自然环境上，澳大利亚人的应对是否完美无缺？显然不可能，这世界上就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事。但在分析这些人为因素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明确讨论的重点——澳大利亚人的失误在哪？四个月没扑灭算不算一个失误？
可以看到，在城市规划层面，澳大利亚也试图在人类活动上找到自己对火灾的适应性，而消防策略的选择，则是这种适应性的另一面。
作为唯一一个独占一片大陆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达到了761万平方公里，在目前的全球版图之下，这个领土绝不算小，而它的森林覆盖率和中国也基本相当（均为20%左右），从森林防火所需要应对的森林面积来看，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是一个数量级的。
但与之相对比的，则是其明显更少的人口，2018年澳大利亚人口为2499万，和上海市人口基本相当。这导致其能投入到森林消防领域的人口也极为有限。如果我们假设澳大利亚的消防员占人口比例和中国一样的话，那对比就非常凸出了，用中国1/55.8的人力，去照管约等于中国80%森林面积大小的澳大利亚森林，显然是不够的。换算下来，澳大利亚的单位森林消防人力（也约等于单位国土面积消防人力）是中国的1/44.
当然我们可以说，澳大利亚森林易燃，环境也容易滋生大火，他们的消防人口占比理应更高才对，但这个比例提升是否足以弥补44倍的单位面积人力差距呢？更何况澳大利亚的森林远比中国森林火灾隐患更大，那是否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力？当然，澳大利亚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提升人的效率弥补人力上的不足，但同样处在2020年的中澳两国，技术差距难道能达到四十多倍？
我们再来看资金的投入，2019年的数据还没有出台，在2018年，中国GDP为13.61万亿美元，是澳大利亚的9.5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为3.3万亿美元，是澳大利亚的7.2倍，两国均是赤字财政。以1/7.2的财力，去划拨消防款项应对80%大小的森林，显然也不够，那澳大利亚要想达到在更少的人参与的前提下实现和中国同样的消防规模（注意，这里仅讨论规模而非能力水平），需要将消防资金占比提高到财政支出的多少？钱就这么多，这部分资金需要占据哪些其他资金？澳大利亚民众今天因为消防预算指责政府，到时候会不会因为教育、医疗、基建、治安等资金被挪作消防而指责政府？
这些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不用考虑，但不管澳大利亚是什么政治体制，它的政客也可以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吗？政治是个权衡的过程，想要面面俱到又全都尽善尽美，那是共产主义实现之后的美好愿景，今天肯定无法做到。
那么为什么不从源头就把这场火扑灭呢？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澳大利亚这4个月的火势，并非是由一场山火逐步扩大而来的。按照目前的统计，这次火灾至少陆陆续续有200多起火灾组成，也就是说，即便你要从源头控制，也需要控制200多个不知道何时会从何地冒出的源头。桉树林的易燃性导致其在初期就很容易扩大，而且即便有隔离带的阻隔，挥发性的气体导致的树冠着火、热对流柱形成的火风暴、大风裹挟的飞灰、以及飞灰进一步导致的更多雷击都经常形成新的火源，导致山火呈跳跃式蔓延。这还没算上我之前提到的飞鸟的影响，在今年的火季中，也已经有飞鸟帮助扩大火势的相关报道出现。
此外，原始林地深处的着火点既难以察觉又不易抵达，卫星遥感和空中侦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失，空中消防力量也可以缩短到达火场的时间，但这些技术的能力不是无限拔高的：卫星和空中侦查有自己的周期，而澳大利亚的空中消防力量虽然在全球都算得上规模庞大（目前的数据是一百三十余架各型飞机，其中包括与国外商业消防企业租借的），但其作用依旧有限，侦查型飞行占了大部分，少部分拥有灭火能力的飞机，也需要有固定的机场保障（添加灭火剂等工作当然不可能是随便一个机场就能完成的），而且灭火剂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火势太过凶猛的时候其灭火效果也并不是一撒下去就定乾坤，这还是在不考虑灭火剂对原始林地的污染问题的情况下。
受制于有限的规模，有限的财力，澳大利亚的森林消防不可能去追求无限的目标。所以在历年的森林消防实战中，他们更多的将侧重点放在人员聚居地、尤其是直接与森林接壤的城市地带的防火工作上。这就是现实条件下澳大利亚的森林消防策略。
在这个问题下，有一位正在澳大利亚森林火灾一线奋战的消防员知友 @john ，他的回答中有一块至关重要的内容，在火势扩大的中后期灭火过程中，遵循一个明确的优先级：
这个优先级有问题吗？并没有，中国的消防遵循的也是这样的原则。或许有朋友会反驳这一点，譬如“中国的消防员会为了保护人民群众自我牺牲”，这种牺牲当然崇高无比，但和这个原则也并不冲突。
那么这个消防策略执行的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一季的火灾持续4个月，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千万公顷，整个火灾出于失控的状态。但在 @壹贰伍陆 的回答里同样也提到，相比于2009年的黑色星球六大火，澳大利亚今年火季的过火面积达到了当年的20倍，但民众伤亡率降低到了当年的14%（目前死亡二十余人），这个结果当然算不上完美，但也不能证明澳大利亚森林消防毫无作为。
而澳大利亚的消防体制，以及它的政府应对是否完美无缺呢？当然也不是，譬如广受澳大利亚民众攻击的总理休假行为，和对消防预算的削减，这都是基于对形式的误判，这当然是个失误。但即便澳大利亚政府早就对这一火季的严峻程度高度重视，澳大利亚森林消防所面临的压力就会有本质性的改观吗？在赤字财政的基础下，消防经费的增长很难达到指数级，消防力量的扩充也不可能成倍增加，如果澳政府没有这些失误，火灾的形势当然会有所改观，但恐怕也很难达到“几天之内就完全扑灭”这个程度。2009年的黑色星球六大火，时任总理陆克文几乎是第一时间启动联邦灾难应急计划，他本人也在墨尔本一线指挥，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但结果依旧没有那么轻松。
换言之，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几天之内扑灭所有火灾不是澳大利亚追求的首要目标，尽量的减少人在火灾中受到的伤害才是其森林消防最核心的目的，在火灾失控的今天，对这个核心目的追求更是要压倒“扑灭所有火点”这个第四重要的目标。即便针对澳大利亚政府应对能力的指责，也应该是围绕这个目的做的好不好来展开，而不能以“有没有在几天之内全部扑灭”来判断。
和澳大利亚相比，中国很少需要面临这么大的森林消防压力考验。这一方面来源于我们的森林树种没有桉树那么极端，我们的气象条件也不总是如同夏季的澳大利亚一样干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人口最密集区域和森林的联系也并不像澳大利亚那么近在咫尺。
自周朝开始，农业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主基调，但农业种植需要平整开阔的田地，这显然是被植被覆盖的原始林地无法提供的，森林，尤其是文明核心区的森林，成了发展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个障碍，农业文明积极地推广土地治理政策，这甚至一度成为君王是否贤明的衡量标准——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就有关于舜命人引火烧林发展农业的记载，甚至一些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都愿意以“我诸戎除翦，驱其狐狸豺狼”作为自己已经文明开化的证据。远离国家核心的岭南，曾经几乎完全被森林覆盖，但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200年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9成。这种人为活动对森林的影响甚至还能得到反向的证明——在南北朝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农业衰退，中原地区的次生林面积重新扩大，甚至连退缩到淮河流域的亚洲象都出现了重新北上扩散的势头，但盛唐开始，文明再次迎来稳定的增长期，森林就再次消逝不见。
人口密集区、城镇附近的森林被消灭，中国的城市很少直接和成片的森林直接相连，这也让中国人极少需要像澳大利亚人那样直面森林大火的威胁，也不需要面对桉树林这样的hard模式的挑战。但即便如此，大兴安岭的5.6火灾还是让我们投入了将近6万人力，付出了211人牺牲的惨痛代价，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而以“烧了四个月”为唯一依据，言必谈“要是在中国怎么怎么样”的言论，有什么意义？这场火没有发生在中国，中国的森林形态和气候也不像澳大利亚。就算把中国和澳大利亚调换领土，澳大利亚的土地也必然承载不了14亿人，那还是要面对人力不足的难题，这样的架空讨论除了自嗨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在自身发展的时候，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强调符合实际，一到了别人身上，就完全脱离了现实条件的基础，轻易地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和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劣等的？全世界只能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是一个任何苦难都压不垮的民族，但绝不是一个把苦难当儿戏的民族。正是因为亲历过许多惨痛的代价，我国的消防部门才有更迫切的动力去学习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优点。即便澳大利亚的这场火灾失控，我们也更应该关注一些更有现实意义的点——随着气候极端化越来越频繁，我国的林场、草原会不会也变得更易爆发山火？在和澳大利亚一样的人口低密度地区的林地，应该如何防范这种风险的变化？澳大利亚的应急制度不足以面对山火压力，我国的应急制度又有哪些短板急需补齐？这才是这场山火持续4个月之后，我们应该从中间学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