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民生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向以经济与民生双重保障发展的方式转变。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既是实现国家公共财政民
生政策的重要工具，同时又是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主要手段。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各级财政民生支出规模在逐年增大，各地区的财政民生支出资金配置效率表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财政民生支出效率的非充分性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地方必须面对的事实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的财政民生制度特点以及财政民生支出状况来分析我国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民生服务职能的转变，有利于我国整体或区域公共福利政策的制定，以提高我国财政民生支出的效率水平。本文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财政民生制度特点及支出状况的基础上，重点对我国不同地区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效率值及其外部影响因素对效率水平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在具体的实证研究过程中，首先对我国当前的财政民生支出现状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将我国财政民支出结构及支出状况与美国、日本进行对比，然后根据相关文献所选指标及财政部对财政民生支出给出的定义构建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以2008年至2013年为考察期，以全国31个省份及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统计局统计出的地方财政民生投入产出数据为样本，基于可变规模报酬产出导向的角度选用DEA非参数分析法中的BCC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及地区地方、东中西三大区域、全国整体的财政民生支出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等三种效率值进行评估测算，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民生支出效率的地区差异性及其变化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从地方之间的角度来看，反映我国地方财政民生支出资金配置水平的综合技术效率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水平，有些省份及地区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水平已经处于完全有效水平，有些地区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不充分效率水平。在考察期内，除了浙江、福建、宁夏的效率得分都为1外，其他省份或地区财政民生支出资金配置的综合效率都存在不充分的情况，但是其总体效率较高，许多省份的综合效率值在0.9以上。(2)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财政民生支出的综合技术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水平都稍高于西部地区，而规模效率水平在东、中部地区基本处于持平状态。(3)从我国总体来看，在考察期内规模效率相对另外两种效率更接近效率前沿面，而纯技术效率值相对低一些。通过对三种效率值之间的关系(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进行分解，反映各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是否在最合适生产规模下生产的规模效率值要好于反映财政民生支出资金配置中相关制度运行效率的纯技术效率值，因此，各地方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水平不充分有效很大程度是由于财政民生支出资金配置中相关制度运行效率的纯技术效率值的相对偏低所引起。(4)从所属规模报酬阶段来看，我国大部分省份的财政民生支出规模处于不合理阶段。除了浙江、福建、宁夏省份财政民生支出规模处于最优规模外，其他省份财政民生支出结构均需要调整以提高其效率。(5)从影响效率水平的外部因素的Tobit回归结果来看，财政分权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效率水平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对外贸易依存度、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以及教育水平与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效率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地区性特征对财政民生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6)结合全文来看，本文从内部效应的分解(分解三种效率值之间的关系)和外部因素(财政分权度、居民恩格尔系数、GDP、对外贸易依存度、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我国财政民生支出效率的影响)两个角度解释了2008-2013年全国31个省份及地区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效率水平变化的原因。研究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水平不仅受内部的纯技术效率水平和规模效率水平的影响，还受财政分权度、GDP、城市化水平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提高我国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效率水平的相关建议，包括健全我国公共财政民生体系，健全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效率提升所需的体制机制，因地制宜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水平，努力缩小地方财政民生支出效率的差异性，优化财政民生支出内部结构，合理界定与地方各自的财政民生事权与支出责任，确保经济建设与财政建设同时发展以及健全效绩政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