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军医，一个高考学霸、梦想着悬壶救世的军医。那年的我，青春正年少。1998年，一部热播的《红十字方队》唤起了我的军旅梦，携笔从戎、悬壶济世，儿时心中的两个理想，就这样在军医这个神奇的职业上，几近完美的融合了。
虽时隔多年，但我仍清晰的记得，接到提前录取通知书时，正在田里耕种的父母欣喜若狂，四里八乡的亲朋好友纷纷来贺，洋洋得意的我也早早沉浸在对未来的无限向往中。
5年里，我在宁静的校园、繁华的大都市里努力求学、学着生活、结识初恋。甚至以为人生会这样一直美好下去。直到毕业分配前夕，我才发现身边熟悉的“官二代”“军二代”“富二代”，真的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大城市、大医院、大单位仿佛为他们量身定做一般，早早神奇地出现在他们的分配去向栏里。
5年了，我和他们住着一间宿舍、坐着一间教室、用着一套教材，我试着拼命努力、拼命付出，只是为和他们能站上人生的同一个起点。不出意料地，我失败了，4000多公里外的边疆才是我的归宿，我终于努力活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以致多年后，当我看到“你努力的终点，不过是别人的起点”这句话时，仍会暗自神伤。
我是军医,一个默默无闻、为祖国守驻守边疆的军医。当年的我，心中有热血。当我拖着仅有的简陋行李和满满一箱专业书，坐了60多个小时的火车，倒了3次以上的汽车，再换上接我的解放大卡时，我一路望着车尾茫茫的戈壁、飞扬的尘土，本就失落的心情再次坠落到极点。
在已经很偏的T部，经历过短暂的适应性培训后，我被送到了一个不通任何信件包裹，手机信号接近于零的地方，成了一名最基层最靠近边界的军医。第1天指导员就找我谈心，问问我的想法，我直言不讳地说，“我想调走，不行就复员”，指导员笑着说，“理解，这里每个人都这样想过”。
说实话，这里确实太苦了，那时全连只有一部柴油机发电，还要优先保战备、保装备，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后来过了几年才陆陆续续配上了太阳能、风能发电机，2015年才通上了长明电。至于生活条件不要说和大城市比，就是和老家农村比也差了太多。
不过这样艰苦的地方最能够培养纯洁的战友情，我在那里虽然只呆了2年，但认识的兄弟直到现在仍然很珍惜。特别是一位老士官，他给我说过一句话：“没有国界线的地方，我们就是界碑。”十几年过去，我换了6个基层单位，这句话却从没有敢忘记，或许这就是千千万万边防军人的信仰坚守。
我是军医，一个武功尽废、再也拿不起手术刀的军医。那年的我，学的是临床医学。我也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大学里让人高山仰止般的心胸外科专家。可在那遥远的边疆，连找本像样的资料都显得太过奢侈。
刚入校时，1名老教授曾调侃似的说过，“一入医门深似海、从此漫漫不归路”，只有学了医才明白这里的深意。医学这行发展太快了，需要了解的知识太多了，临床情况又是千差万别，需要很多时间去积累、去看书、去思考、再去实践。
在边疆的这些年里，我也想过考研，可报考了几次都因为名额限制没被批准，其实我也知道，这是因为分配到这里的军医太少了，我走了谁又愿意来呢？慢慢地，这颗心也就死了。
十几年下来，作为一个身边只有压舌板、听诊器、血压仪、温度计，平时只能开出板蓝根、维C银翘片、白加黑，医嘱上最多写着多喝水、多休息、少运动，一年到头最大手术不过杀只鸡的军医，你能指望他闭关修炼出多高的医术？唯一一次借着进修的机会，和同批分在大医院，已成副主任医师的老战友聊天，说自己现在拿着手术刀，手抖的像个晚期帕金森患者，说完后，自己和战友都笑的很尴尬。
我是军医，一个默不作声、一心只想平静离开的军医。前些年，我闹的挺厉害。刚毕业时，每到年底我都打复员报告，心情激愤时曾多次吵着“三不要”离开。年龄大些时，每到年底我就打转业报告，以致到后来不打了，领导反而不习惯了。
说来也怪，每年基层部队不管转业条件如何变化、如何放宽，只有卫生技术干部这条永远卡的死死，初级不到40岁绝不会让你走，以致大家互相调侃，在基层，男人“四十不惑”的意思，就是告诉军医，“到了四十岁，就不祸害你了，你就能走了”，所以才会导致基层很多年轻军医宁可不调职，也不考中职、高职，否则就不是“四十不惑”，而是要“五十知天命”了。
对这样的制度限定，我无法反驳也无力反抗，否则一旦放开怕再也收不住了。不信？你看看现在每年军医大学的招生情况就知道了，在这个市场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里，人人都在用脚投票。是的，制度可以拦住一批人、一代人，可下一批呢、下一代呢？你把出口处关的再紧，人却早已从入口处就逃了。我想这无关信仰，无关道德，毕竟现实让人变得学会思考。再看看那些年，勇敢选择“裸辞”复员的兄弟，过得也都挺不错。
2018年，终于40岁了。据说一个月内，那份通知就该下来了，远本焦急的心突然平静下来，出走多年的少年终于要回家了！现在，只想轻轻地问一声，和我一样经历的兄弟，芳华逝去，你们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