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错误的学习了其他国家的经验。
说个咱们熟悉的数据。
长征前，咱们cp一共有30万党员，其中90%在苏区。到了长征结束时候，全国的党员一共4万人。这是1937年初。
之后是残酷的八年抗战，无数先辈前赴后继的牺牲。到1945年七大，抗战基本胜利的时候，党员人数是121万。1947年底，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大战役全面发动之前，党员人数是270万。
到了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450万。于此同时，我们改编了200余万的国民党士兵，接收了近800万国民政府的各类公职人员，很多都在新中国被留用了。
长征之后的4万名党员是经过革命失败、长征及历史考验的革命战士。在之后的8年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牺牲了。45年的121万人，绝大多数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奋斗的愿望很多也未必就是gczy，当时残酷的敌我形势，也不允许进行充分的革命理论学习。依据是新中国成立后做过调研，很多基层党员甚至是老党员，他们的真实想法其实是当地主。而妇女运动者为什么逼着中央首先通过婚姻法，就是党内中高层对妇女解放运动其实是不感冒的；49年10月的时候，他们大多没有在北京，而她们恰好随中央在。
到47年底，党员人数都翻倍了，但是的革命态势决定了， 增量党员绝大多数在东北，这是日据了14年的地方，想来也不会在短期诞生坚定的革命者。
49年底，党员人数又翻倍了。这中间又有多少投机分子。而此时，121万核心党员，带领了其他的300万新党员，接收了近1000万国民党残余势力，领导了我们这个4亿人的国家。
这个数据是很吓人的。由此，当时无论是哪一派，都认为新中国长不了。美国认为“中国是个地理概念”cp搞不定；蒋认为他搞不定，毛肯定也搞不定，随时准备“反攻大陆”；苏联也未必就看好我党，态度异常暧昧。我们自己都认为是“进京赶考”，需要小心翼翼。
那么好了，从坚定的革命者的角度看，全天下都是“反贼”，党内有“反贼”，党外有“反贼”。那要怎么办呢？
咱们的办法是实事求是，先建设联合政府，不搞gczy，搞新民主主义革命，顺势而为，团结可以团结的对象。代价是内部复杂化了，混进来很多不稳定因素；有些现在都在影响我们，比如各自治区、各民族的概念、各个宗教领袖之类。当年的情况还要恶劣点，不少人士直接卖国，比如著名的“亲共”知识分子张东荪直接用电台向美方公布我方信息，并希望美方手下留情，他可以作为“协调人”协调中美关系。前面在打决定国家命运的仗，后方直接供应黑心棉、黑心医用品。党内腐败问题也层出不穷，刘青山、张子善案上了中学历史课本，这才解放2年。
朝鲜战争胜利了，新中国打出了统战价值，也打赢了人心之战。之后不再需要那1000万原国民党的中基层来传达中央的指令了，我党可以直接把党组织建设到全中国。对于这部分人，愿意学习进步的通过教育进步，不愿意的就边缘化。连张东荪这样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善终了。对于党内的“落后分子”，就通过各种运动来整肃，直到。。。。
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面对的问题也是类似、甚至严重很多倍。柬共成立于1951年，在整个越战时期，他们都是越南的儿子党，领导阶层基本都是越南人；遵从越共的指令，参与对美战争。1962年党总书记杜斯木（越南人）牺牲后，本地人波尔布特上台。1975年，在美国越南战败退出东南亚的大背景下，柬共侥幸取得的国家政权。
此时，党内的越南派还有很多支持者，希望同越南、老挝一起成立“印度支那联邦”；北京方面的老大哥希望柬共和西哈努克亲王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先稳定国内形式。政府内，接受了大量美国人扶持的朗诺政权人员，还有复辟柬埔寨王国的人员（西哈努克派）。形势是相当恶劣，外部还有越南虎视眈眈，实际上柬共就灭亡于越南的进攻。可谓是内外交困。
此时北京方面的建议是务实的，先建联合政府，新中国的经验也是这样，先团结可以团结的对象，拒止外部的斗争，才能聚拢人心，内部改革才有可能。
波尔布特并不这么认为，他希望一次性从1949的新中国跳到1970年，一年要干20年的事。于是，他把政府内所有在旧政权里面工作的人士，全部开掉，然后集中化管理（“集中营”），但柬共哪有人员去建设基层组织，新政权的统治立刻就崩溃了。经济上搞配给制，全面消除私人经济。而在政权崩溃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做不到，于是经济也崩溃了。对外，整个柬共执政期间，都没有和越南停战。政治、经济双崩溃，外部还有战争。民生那肯定好不了，人道主义灾难发生了。
从1975年中到1978年，柬共正经执政三年8个月，没有做好任何一件事，妄图一年干20年的事。
另外，实际上也没有大屠杀，“大屠杀”是一场对柬共的政治清算。所谓大屠杀是指按照人口增长趋势，这一时期因为柬共的政策，柬埔寨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00万。前面提过，因为柬共执行失当，国家政治、经济崩溃，外部还有对越战争，78年越南攻占了首都金边，双方的战争要持续到90年代（1990年在北方大国的“协调”下，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共的“杀”，也确实杀了，主要针对党内的越南派、旧政府高层，在柬越战争的大环境下，这部分人被认为是“叛徒”，大部分被枪决了。而绝大部分死亡者，都是因为政治、经济双崩溃，而发生的饥荒、疫病，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灾难所致。
而78-90年期间，柬埔寨被越南占领，柬共在山上打游击，西哈努克在北京，本地还有军阀势力。此时柬埔寨大屠杀的提倡者是越南，以建立越南在柬埔寨的统治依据。本地的三个派系都是不认账的。1993年在联合国的协调下，三个派系要建立联合政府。但此时苏联解体了，作为当时最第二大势力的柬共被踢出局；柬埔寨联合政府在西哈努克派和军阀派之间建立。这个时候，把大屠杀的罪名确立在柬共身上，就成了各方的“政治正确”。于是屠杀的人数日益扩大，从开始的几十万，到一百余万，哈弗那边计算说约170万，柬埔寨内部说200万，现在网上说200-300万。反正当时柬埔寨一共就700万人，柬共已经死了，随大家怎么说。柬埔寨此后甚至立法，任何为红色高棉大屠杀“辩解”的，都是2年起步。
我不同情波尔布特。虽然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且富有个人魅力，否则也不会有人跟随他打一辈子游记。但他的没有执政技巧，总是蛮干，作为一个领导者而言是失败的。甚至不能用执行中的错误来解释柬埔寨的问题，就是波尔布特的决策问题。所以说他是柬埔寨的民族罪人，这个锅就该他背。哪怕他有各种现实问题，内忧外患，都不是理由。“欲戴皇冠，必承其罪”嘛。
他为落后国家的革命，提供了一个非常差的样本参考。革命可以学习，但不能模仿。无论是我国在苏区时期模仿苏联，还是柬共模仿我国，全部都失败了。一切还得要回到基础上，实事求是、团结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