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和协和体现的就是“牧师”职能。可以发展远程畜牧业，这些投资最终都会千百倍地回馈美国，而买单的则是清末和民国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
实践证明：
要改变一个文盲90%以上的国家，需要的教育是普及小学初中的基础教育，而不是一所一流大学。
要改变一个人均寿命35岁的国家，需要的医疗是普及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而不是一所贵族医院。
国际形势层面：
清末列强入侵中国遭遇到义和团顽强抵抗后，列强意识到无法像非洲或者印度一样对中国进行直接瓜分和统治，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建立和扶持中国政府内部的代理人，通过这些傀儡间接操纵中国。
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他在 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
类似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就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大学，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中国培养人才，而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充作自己的买办和代理人。这些大学一开始以自主招生为准，就以以上标准选拔所谓人才。
当然列强并不允许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展理工科，也不会把自己的技术真心实意传授给中国人，于是乎大学都以文科为主。如清华大学，教学内容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而理科毕业生每年不超百人，还都被美国以留学生身份挖走了（哪种人是人才人家门儿清），嘴上说给中国培养人才，真等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却各种阻挠这些人回国。
国内文化层面：
中国自北宋完善了科举制度后，彻底实行文官制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拿头衔和文凭是当官的必由之路。民国而后实施所谓高考制度，实际上依然是科举变种。这就导致了民国学生对学什么并不重视，只要上大学，管他学什么，反正拿文凭就能当官。所以学生层面并不重视理科学习。
而长期以来又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儒家思想的毒害，也使得民国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认为学文才叫读书，才算“士大夫”，而理工科、农科甚至商科都被认为属于技术范畴或不入流的工匠范畴。如蔡元培就曾认为，理工科只配专科职业学校，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
国内经济层面：
民国教育经费非常紧张，而文科教育花费少，成本不过是笔墨纸嘴。理科教育却需要大量仪器设备和实验实践过程。所以物质基础只能供得起所谓大师钻研国学耍笔杆子，根本没钱供给理科甚至专科职业学校。
民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理科毕业生如果不出国，几乎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优秀的理工科人才根本也留不在国内。直到新中国成立，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理工科人才回国都有用武之地，这才有了海外科学家回国潮。
最终在上述原因综合作用下，民国只剩下一大批玩弄笔墨的文科大学生，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这样的大学生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所谓民国大师就是这类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搞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的，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工科和理科人才却寥寥无几。而且他们在政治上大多亲美、亲英，心甘情愿成为西方的传声筒。
这些成为政府要员的“高材生”，无一不是国家蛀虫，以致于最终美国记者白修德对他们做出了最精辟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