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点。
大平台对于法律的利用和普通工作者对于法律的掌握程度，已经成为了两个极端。
一方面，大平台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和人员以及覆盖面优势，找到法律的漏洞或者最合适自己的地方来找出一份相对来说比较“普适性”的合同。拿饿了么这事来说，中国有七百万外卖员，就算其中有一万种不同类型的，对于饿了么来说最多也只不过要准备上百种不同的合同，然后根据注册时候的信息进行微调罢了。
而对于拥有庞大法务部门的巨型公司来说，这并不是个大问题。
蜂鸟注册骑手至少在数百万级别，饿了么法务部门完全可以搞数百人来优化合同和处理纠纷，这对于饿了么来说是非常划算的，哪怕一个外卖骑手一年只能省下50块钱（这已经很少了），假设饿了么有五百万注册骑手，那也就是两亿五千万，拿出一个亿来成立一个平均薪水30万元，拥有300人的法务部门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的，甚至还能倒赚一亿五千万。
但对于外卖员来说，想要弄明白合同，再去跟饿了么庞大的法务部门纠缠寻求赔偿是非常困难的。
这一点的困难也体现在了各个方面，体现在各个领域内，比如HR联盟，比如各种各样的行业协议和相关措施。
在无产者还没有联合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反而已经联合在了一起，想尽办法利用各种手段来榨取无产阶级身上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如果无产阶级不联合起来，真正意义上去掌握法律工具和斗争方法，那么资产阶级的围剿能力只会越来越强。
这种“不存在劳动关系，只能给人道主义费用”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